第17部分(第2/4 页)

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479五月初周作人写《论章教长之举措》480，还只是说：“秋桐先生大约不至于想取缔思想。倘若想取缔，那可以说是乖谬，倘若更想取缔文章，那么这真是乖谬至于滑稽了。”待到杨荫榆倚仗章士钊支持，开除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名干部学籍，周作人便于五月二十一日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的校务维持讨论会，并明确表示：“我个人的意思是希望杨先生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责辞职。”481五月二十七日，又与同为女师大教员的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等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指出：“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这被陈源攻击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挑剔风潮”482。——此前周作人还“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483。遂在六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京兆人》予以反驳：“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的心理实在可怜极了，但佢不知道也正因此更引起人家的反感，有些像我们这样的‘狂简小子’，向来不愿多嘴的人反而说起话来。”同期刊出鲁迅的《并非闲话》，态度正相一致。周氏兄弟着力谴责章士钊等的倒行逆施，以后又与为之张目的陈源展开论战，其间多所配合，且因共同参与维持女师大校务之事难免见面，但这并未使他们的私人关系得以恢复。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1）

周作人之介入女师大风潮，虽是顺应时势，却非随波逐流。他曾在《与友人论章杨书》484中表白：“老实说，我的这些言论并不是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并不是代表籍系的公意，乃只发表我个人的私见：我知道自己也是一个书生，（要感谢或诅咒历代士流的传统！）正如章君在报蔡先生书中所自述，‘惯为大言，好预事故’，这正是我的坏脾气，所以在一年里总要白花好些时间作无谓的文章，讲那些不值一讲的事情和人物。我希望能够改过，但是此刻似乎还难做到。……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以后又补充说：“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气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特别以蔼理斯与阿那多耳法兰西的影响为多，我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之反抗即从我的这种意见发生，我的反对章士钊——及其甲寅运动亦即是这种反抗之一种表现。”485“我意思是说，‘我自己虽没有兴致踢球，但为保障踢球的人的缘故而被骂或打，我是愿意的。’我自信现在的反对‘大虫运动’实在也就是这种表现之一。”486可见仍是其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使然。周作人曾说：“然而宽容绝不是忍受。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487现在所取即后一层意思，反对章、杨，正是“不忍受”的表现。在一篇不满于胡适面对此种形势“终于未见动静”的文章中，他再次重申此义：“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且更直截了当地说：“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欤？”488其实这并未超出周作人所谓“宽容”的范畴；反倒应该说，不如此则其宽容观不能得到完整体现。而在周作人，还不止是写文章而已。“我还有一次以学生家长的资格，出席于当时###所召开的家长会，——我其实并无女儿在女师大念书，只因有人介绍一个名叫张静淑的学生，叫我做保证人，这只须盖一个图章，本是‘不费之惠’，不过有起事情来，家族如不在北京，保证人是要代家长负责的，这是寻常不会有的事情，但是我却是适逢其会的碰着了。……那一天的日记只简单的记着：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这会议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在八月六日北洋政府阁议已经通过###解散女师大，改办女子大学的决议，这里招集家长前来，无非是叫约束学生，服从命令的意思。当时到场二十余人，大都没有表示，我便站起来略述反对之意，随有两三个人发言反对，在主人地位的部长章士钊看见这个形势，便匆匆离席而去，这便是那天无结果的详情。”489周作人虽对此种反抗的结果无所期待，却不认为反抗本身没有意义——哪怕它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