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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四月七日，陈独秀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的信》予以驳难：“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陈之间遂有一场短暂的论战：四月十一日，周作人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此前此后他还写了《古今中外派》、《拥护宗教的嫌疑》、《思想压迫的黎明》等文章；四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又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周作人不复回应387。——这里补说一句，一九二〇年九月起《新青年》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旧同人多有不再合作者；周作人却在继乎其后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上发表多篇译著，对陈独秀表示支持388。现在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了。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1）

周作人对基督教精神颇有体会，所作《人的文学》与宣传新村，都不无这方面的背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燕京大学文学会讲演《〈圣书〉与中国文学》，更指出“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一九二一年西山养病时，还提到“自己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389然而此时如其所说，“我们宣言的动因，已在北京报上申明，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所关心的不是“要什么”，而是“不要什么”；是思想自由——包括独立思考和自由发表言论——是否仍然可能，亦即正在连载的“自己的园地”中一以贯之的宽容问题。在周作人看来，思想自由以个人为出发点，亦以个人为归结处，——其为陈独秀所不能理解者，即在于此。周作人视思想自由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之为文明的标志。他说：“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要用政府之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要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390而后一重也许更其迫近：“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中国的政府连自己存在的力量还未充足，一时没有余力来做这些事情，将来还是人民自己凭藉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391

周作人后来编文集时，上述论战之作一概未收，似乎是要淡化它们的意义；然而对于其思想历程来讲，这意义着实不小。如果说此前他主要面对的是“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从现在起要顾到另外一面，即“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了。在并未放弃前一种反抗的情况下，他显然认为自己更重要的任务是从事后一种反抗；而这将意味着某种抉择——他不会不知道，在非宗教大同盟背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发挥作用。几年前的“小河”之忧，似乎更具体、更切近地体现为“人民自己凭藉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了392。在周作人看来，上述两种“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其实是一回事，他的反抗也出于同一立场，即无论写《人的文学》还是宣传新村时一直强调的个人主义立场：“即使我的思想侥幸不在这回被除灭之列，但是尽够使我不安了，因为我们失了思想自由的保障了。我所最怕的，实在还是在关于自己的这一点。”393这里所谓“自己”，始于“某一个人”，止于“每一个人”——谁都无可躲避“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假如不反抗它的话。而在他看来，陈独秀对待持有异议的自己，与非宗教大同盟对待信教者，态度如出一辙。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2）

周作人并不以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为孤立事件；将此置诸“思想界的倾向”的背景下，他说：“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394这与钱玄同所说“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即义和团运动正相一致；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所高扬的“民主”、“科学”终将化为泡影。以后周作人说：“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转向理知方面发展，致力于所谓新文化的提倡，截至民国十年止，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时期，然而自此以后感情又大占优势，从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