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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全然不理会周围的一切。音乐让人升温，我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开始后悔穿这么淑女的裙子。在国内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包装成小家碧玉，温柔婉约，但是今天我只想尽情跳舞。我已经“碧玉”了25年，此时此刻，远离父母，远离亲人，远离中国，我就想撒点儿野。

终于散场了，我们的脸蛋都变成红扑扑的。小适皇冠歪了，明明头发乱了，海子腰带松了，阿信衣扣开了，费先生领带摘了，我的嘴唇不鲜红了。

剧烈运动之后很容易觉得饿，阿信说多哈医院那边有个卖鸡肉卷的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于是六个人又打了两辆车去肉卷店。一进门，还是有很多人好奇地看着我们。那里吃东西的全是男的，没有女的，估计这里的女人夜里是不能出来的。

我们坐下来，每人点了一个鸡肉卷和一杯鲜榨果汁。明明用起伏的声调说：“你们知道吗，刚才跳舞的时候有个变态在我背后跟我说‘How　much？I　don’t　care　how　much。（开个价，我不在乎多少钱。）’”

我们都睁大了眼睛问：“那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I　am　not　that　kind　of　person！（我不是那种人！）’”

天，原来有人把我们当妓女，这回是真的妓女。

后来我们才知道事出有因。原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哈来了一批从迪拜过来的中国妓女，那时她们住在著名的Ritz　Carlton酒店，在这片未开发的土地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地的男人每天在门口排起长队等着一亲芳泽。后来政府干涉此事，那些妓女才转为地下了。所以现在好多阿拉伯人一看到年轻的中国女人，就以为是妓女。

而今天明明在“妓女”问题上遇到的误解，跟我们以后所遭受的莫名侮辱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

我们正骂骂咧咧的时候，费先生假装一本正经地发话了：“大家文明一点，今天是祖国的生日。”我们哈哈大笑，小适说：“我们不是正在庆祝吗？我爱祖国啊，可是祖国爱我吗？为什么现在才给我们机组名单啊，为什么中国人回到中国还这么困难啊？”这个问题让大家有点沮丧。

我想起一些传闻，公司最近招了一批日本空乘，他们有专门的日语培训师，据说这是日本政府要求的，说是为了确保日本人更准确地掌握工作要求。日本人工作6个月就能升舱，就是从经济舱升职到头等舱或商务舱，升舱后工资会比在经济舱时多1千美金左右，据说这也是日本政府要求的，说他们有最低工资限制。“还有啊，我们每个月都向祖国的政府部门缴纳服务费，我们在做贡献啊。”海子打断了我的思路。

“别提这个了，我们很快就回家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故意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样的话题只会让大家越来越沮丧。于是话题很快转到回去该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欢声笑语又回来了。

第十篇　两个人的北京（1）

等待的日子总是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我掰着手指头总算等来了北京航班。文晓最近特别乖，天天睡觉前给我发短信：“等你回来。”

今天晚上飞北京，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北京航班是9个多小时的夜航，一般在这样的航班之前至少要睡五六个小时，才能保证工作时精力充沛。我一点都不想睡，而且不担心会在飞机上睡着。文晓早已发来短信说明天会去机场接我，想起来就美滋滋的。

我早早化好了妆，装好我在City　Center家乐福给文晓买的“蜘蛛侠”拖鞋——“蜘蛛侠”是文晓的偶像，他们还长得很像，从脸型到身材都像。我想文晓要是穿上“蜘蛛侠”的行头，完全可以扮演他了。

准备就绪，我安静等待接我的班车，这时明明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写满了我要从北京买回来的菜：木耳、香菇、大豆，甚至是白菜。这就是我们在多哈的生活，飞去别的国家买菜，然后回来一起做饭，因为多哈的菜实在太贵了。

上飞机了，我是航班上唯一的中国空乘，其他组员都对我非常友好，因为他们需要我这个免费的旅游指导。经济舱大部分是中国乘客，我用中文一一向他们问好，这是我飞行以来说话最多的一天。我不曾想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在多哈，就问一个乘客他们在这边做什么，他说大部分是从苏丹的喀土穆转机过来的，他们是建筑公司的。原来北非、中东有很多中国建筑公司，有很多中国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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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之后开始送餐，中国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