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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先生在写这份上言时，“山人自有妙计”的洒脱已不复存在，悲壮之情，读来跃然纸上。

青衣行酒

公元313年，汉王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晋怀帝青衣行酒，怀帝的两位旧臣见状，“因号哭”，结果被杀。青衣是仆人穿的服色，晋怀帝以皇帝之尊而从事仆役之事，境况惨极。

东汉任城人郑均，有道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朝廷屡征不就，汉章帝出巡任城时，住在他家，因赐“尚书”俸禄终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白”是表示平民身份，后来文人自命“白衣卿相”以示*，盖出于此吧。

余在《通鉴》中读到上述两则故事，因对旧时服色作了一番小考。《左传·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人注重服饰的礼制，渊源久远，且相当看重，把它当作礼的重要表征。古人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称“衣”，下称“裳”，也就是裙子，此制今已不存。

《周易》说：“天玄地黄。”因此，周天子在祭天时，便着“玄衣纁裳”，玄指深蓝近于黑的颜色，纁兼有赤黄之色。此大概为古人讲究服饰颜色之始。黄色作为皇帝垄断的专用颜色，迟至唐朝时才开始，而此前皇帝的服色并不统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所谓青天在上。晋怀帝要是处在周朝，着青衣不但不为贱，反以为贵了。秦时，始皇帝采用“五行说”，认为周朝为火德，秦朝代周，秦为水德，故皇帝的服饰为黑色。汉朝代秦，汉为土德，汉朝皇帝的衣服便是黄色。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至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此前，包括汉代，并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才开始禁止百官百姓穿黄色衣服，因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而日是帝王之尊的象征，黄袍遂成为此后历代皇帝的专用之服。

百官公卿章服，《周礼》记载了十二章纹制度，《礼记》也说“天子龙衮”、“士玄衣裳”之类。孔子也曾说“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说明当时贵人的服饰已有制度区别。但真正确立章服制度的，是在东汉。东汉永平二年（59），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衣画裳绣，十二章”，章服制度得以确立。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直至清末，沿用了近两千年之久。

秦之前，政府并没有严格界定庶民皂隶的服色。秦汉之际，才规定说，“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又诏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丝，胥使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衣服之制，别之以色，则起于隋”。

开篇所说的“白衣卿相”之“白”，是针对“十二章纹”而言，意指不加纹饰的衣服，表示没有地位，也称“素”，后人又称布衣。

谢安的闲暇

东晋谢安，小时就了得，朝廷多次让他出来做官，皆推脱不就。平时多花时间读书，或带着歌妓游山玩水，“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到他想出山的时候，年已四十多了。

谢安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竹林七贤之做派。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这风俗成的确实不好，后厅挺着死人，前厅却在奏乐，心肝确是大大的坏了。王坦之就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王坦之先拍了谢安一下马屁，说谢安是“天下之宝”，接着就老实不客气了，大家都盯着呢，注意影响。而谢安不吃这一套，该奏乐的还奏乐。

我在想，是谢安在江左开了蔑视礼法的风气，还是魏晋本就有这种风气，而谢安只是不能免俗？细思之，好像两者皆有。因为魏晋清谈不始于谢安，而竹林七贤的视礼法为粪土，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我认为，谢安的开江左不良作风，其罪只是没有尽力加以引导而已。而范晔的祖父范宁数落王弼、何晏之罪，说“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礼崩乐坏，至今为患，其罪深于桀纣，语气就非常吓人。这么说来，谢安的责任好像又很大。

但谢安不是闲暇得荒废公事，也不至于误国。面对强大的前秦，谢安“兢兢焉为自保之谋，常持戒心，此其所以济也”。他的侄儿谢玄在淝水一线与苻坚鏖战，后方谢安却与客人闲情雅致地下围棋。当捷报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