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臂挽臂地同机赴宁,亦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两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 。 想看书来
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兹无颜随节来宁……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所有顾虑也……”
蒋介石则宣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做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 则人人皆可视余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余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已早日纠余之错(绑架),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宥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君做任何承诺抑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
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率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
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费了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唧唧呱呱说个不停的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德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弟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借助哄骗杨虎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
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
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和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交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
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需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用金钱)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