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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与“礼治”、“德治”的制度性压力和情感性压力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8＇。　。。

3。2核心价值（2）

求同存异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中的和合观主张在追求整个管理活动的和谐运作的同时，在不违背大目标、共同追求的前提下，积极协调各种力量和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以达到共存共赢。这样一种和合观并不否认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并不追求通过对差异性的抹杀和掩盖来达到一种表面上的管理和谐，而是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在这一传统的价值观指导之下，“同”与“异”都可以在与管理有关的活动中得以包容兼顾。

和合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传统管理以“求同”为特征，对此古人有着清晰的论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的“礼”的作用在于“和”。孟子也倡导“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通过寻找不同观点、态度、利益的共同交集和相容性来求得整体的协调状态，“和而不同”是处理矛盾、对待差异的积极态度。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与“中庸适度”的管理一脉相承。对立和斗争可用来辨别黑白对错，决定胜负，但不利于“用中”、“执中”贯通和把握适度。而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力量消长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是“道之用”，是规律法则支配下的表象，是中庸的实现，又何必执著于一端呢？求同存异，和而不同，静观其变，顺势而为，难道不是更有利于“中庸”的实现，更有利于贴近“道之动”吗？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在差异和变化中实现共同的目标，顺势而为，贴近事物本来的规律和法则，才能营造稳定和谐的组织状态，才能在同和异、左和右的此消彼长的变化中提高和升华，使管理的人为操作符合事物内在的“道”。

执经达权

执经达权，是中国传统管理又一显著特征。在管理活动中，既要把握内外部环境的“变”，又要“有所持”；既要认识到管理的客观规律性并坚持基本的原则，又要关注变化并作适当的变通和融通，从而在实践中做到“执经达权”和“通权达变”。

首先，这种经权观强调“执经达权”，即根据事物的“道”和一般的管理原则，选择和使用适宜的方式方法，达到管理的目标。随着具体条件环境的变化，要求管理活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为适应这种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仅凭“执经”尚不够，必须同时具备适度“达权”的灵活性，只有两者结合起来，管理实践才能成功应对变与不变。

其次，这种经权观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变通来延续和实现，在管理领域中同样如此。变通之道，在管理实践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和应用。中国古人历来讲求灵活性，讲求破除“我执”，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可拘泥僵化，那种死守律令或者泥古不化的管理方式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秉持“通权达变”的观念，当基本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原有的“经”已不能应对和处理新情况、新问题时，除旧布新，寻求新情况、新形势下的应对之策，才能实现管理的目的。

家国情怀

在中国，“家国同理”，“治家如治国”，家族制不仅在家族组织中存在，而且是一种一般的组织原型。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政府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联结，还是依靠地缘、同乡、同事、邻里故旧关系形成，其内在结构和运转规则都具有家族制特征。家族组织基本结构、运转逻辑及其相应观念渗透、融化在其他社会组织中，成为中国最具典型性质的组织原型＇8＇。

个人生于斯，长于斯；托祖宗庇佑，求造福子孙；与家族同荣辱、共命运；精神支撑、宗教情怀遥寄先祖，寻常喜怒哀乐荡漾于血缘亲情。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人努力奋斗之所为，是中国人信仰情感之所依。

中国家族组织中，在个人行为和个体追求层面，家国情怀成为一个鲜明特征。从启蒙教育开始被告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到对上要光宗耀祖、对下要造福子孙的责任，再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现实感悟，从“家”到“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