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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肉而已。

李忠周通二人，是梁山好汉中革命目的性最不明确的人，他们上山完全是为了逃避危险，所以他们并没有将梁山当作一个大家庭，在他们心中，桃花山虽小，却是逍遥自在的好去处。所以我们看见“宁为鸡首勿为牛后”的他们，兄弟感情相当淡薄――即便对于二人内部，也没有坚定不移的友谊存在。

这两人，优点几乎没有，缺点一大串，国人所有不齿的坏毛病，全部体现完毕：好色、虚伪、吝啬、精于算计、毫无义气、小偷小摸。这样的人，不管在什么社会、不管在什么群体中，都是不受人尊重的。而命运也相当公平，两人投机革命，最终也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

梁山好汉中和他们一样“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的人物，不在少数。而在这种革命群体中，当动机不良的“伪革命派”占据一定比例后，最终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李周二人身上折射出相当多的国人毛病，说他们“集国人毛病于一身”，名至所归。李忠周通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在正常的社会中，还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杀人放火合法！），如果身上有不容许于时代的劣根性，不管在哪里都吃不开，都会被鄙视。而这种不良影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他人转正看法，但是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的代价，比如生命。

莫道屠猪贩狗辈，许是慷慨激昂人。

从扑天雕李应的埋没看梁山地主集团的覆灭

梁山好汉一百零八条，如果按照“士农工商”来划分，贫下中农占据大半壁江山。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譬如：走江湖的（李忠、薛永等）、手工艺者（萧让、金大坚、孟康、汤隆等）、泥水匠（陶宗旺）、屠宰户（曹正）、医生（安道全、皇甫端）、裁缝（侯健）、脚夫（王英）、渔夫（三阮二张等）、出家人（鲁智深、武松、公孙胜）、樵夫（石秀）、猎户（解珍解宝）、落第秀才（吴用、朱武）、无良商贩（白胜、孙二娘夫妻、朱贵朱富兄弟等）、小偷（时迁、段景住）、无业人员（石勇、邓飞等）以及奴仆（杜兴、燕青）。

梁山上有钱人不是特别多，去除政府降将的话，大约包括没落贵族（柴进）、大地主（卢俊义）、小地主（史进、孔明孔亮、李应、穆弘穆春等），扈三娘属于地主家的千金小姐。但我对她的身份表示怀疑――她应该不是亲生的，从梁山灭其全家而毫无反应来看，此人亲情观念相当淡薄。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造反史。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以来，历代皇朝的更替总有农民起义的影响，比如刘秀曾委身绿林军，朱元璋发迹于红巾军等。但是农民起义，不管规模大小，鉴于其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长久的稳定政权，最辉煌的大约莫过于李闯建立的大顺短命王朝，但最终还是在汉奸吴三桂和满清胡虏的双重进攻下，大厦土崩瓦解，大顺朝并不顺，只存活了区区三十天。

宋代被看作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朝代，虽说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与大宋朝并列的“国家”，先后计有：辽、金、西夏、吐蕃、大理、元。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立行政司法机构，而且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和宋国摆在平等、甚至是凌驾的地位上，譬如辽、金、元。经过近三百年的相互战争，最终，由元朝顺利吞并掉所有的“国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中华方又再一次统一起来。

虽然国内史学界对于宋朝，向来冠以“积贫积弱”、“三冗严重”，但是对于内政措施，大多还是持肯定态度，因为宋代是所有朝代中农民起义影响最小的。

北宋只有两次农民起义比较具有规模，初期的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末期的浙江方腊起义。而宋江的梁山泊起义，实际规模相当小。自宣和元年宋江正式起义后，不久便离开了梁山泊，转战山东、河北、河南之间，“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二月，宋江率领起义军由沭阳乘船到海州（今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轻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义军登陆后，旋遭伏兵包围，张叔夜派兵烧了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陷入重围，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众投降了宋朝官兵，并接受朝廷的招安，成为宋军中的一员。宋江投降后，就去打方腊，这就是《水浒传》的历史真实背景。

而南宋，只有洞庭湖的钟相杨么起义影响深远，他们继承王小波李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持续战斗五年之久，也曾勤王抗击金兵，但是最终还是覆灭在岳家军手中。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