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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如果当时中国方面同意停火，战争也许就结束了。

就中国军队是否在朝鲜停战，周恩来按毛泽东的宗旨强硬地开列了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2）美国侵略者必须撤出台湾；

（3）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周恩来特别强调：“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更让美国人惊慌的是周恩来指出：“将永远抹去三八线这一政治地理界线”，只要中国军队愿意，可以一直战斗到底把美军和联合国军赶下日本海！

到这时美国人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朝鲜参战，根本问题并非是一个新生的政权感到了来自边境的威胁，而是在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立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和整个亚洲局势的稳定。

杜鲁门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如此空前的强硬态度，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中共越过三八线，美国有可能使用原子弹！”当时，原子弹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许多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手中可以解决一切难题的王牌。

尽管几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美国记者已经把这番话飞快地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大哗——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性格本来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杜鲁门的授权，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原子弹了。

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时笑了。他对当时还在北京的金日成说：“这是一种恫吓，一种赤裸裸的核讹诈，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就是像对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做做准备呀！说来说去，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和恐吓。”

作为具有独特性格的政治家，毛泽东始终相信一个哲学观点，他用这个观点解释一切事物，那就是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他从来不相信某种由人发明的物质力量战胜人本身，具体到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他始终不认为武器的优劣是第一位的东西。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对毛泽东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言论罢了。

真正感到惊慌的是欧洲。杜鲁门的讲话刚一结束，许多欧洲驻联合国的大使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围住，荷兰大使含着眼泪问奥斯汀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的扩大。从朝鲜战争一开始，欧洲的态度就一直处在十分暧昧之中，很多国家甚至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上。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偏袒，而是欧洲认为，东西方存在的巨大意识形态分歧所带来的军事威胁的重点是苏联大量集结兵力的欧洲方向。“共产主义的威胁的火药桶”是在与苏联接壤的欧洲边境。而现在，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潭”。这个观点英国政府表现得十分激烈。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言论在英国议会引起轩然大波，大约100多名工党议员在一封交给首相艾德礼的信上签名，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反对者中间包括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二战中曾与美国人生死与共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丘吉尔认为，战争如果在亚洲扩大，无疑会严重削弱欧洲的防御力量，严重地威胁英国的安全。艾德礼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为议员们要求就英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对首相本人进行信任表决，只要表决艾德礼肯定要倒台。当艾德礼宣布要亲自到美国当面与杜鲁门总统交换意见时，辩论中的议员们向首相发出欢呼之声。

为期三天的英美首脑会谈，没能解决两个盟友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分歧。艾德礼认为，联合国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没有其他出路，甚至认为可以把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给予北京，因为“我们不能被对方弄得难以自拔，而使西方陷入容易遭到进攻的境地”。而杜鲁门认为，停火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和台湾或者让北京取得联合国席位。如果中国不接受停火，美国就准备打下去，“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包括在中国境内煽动游击战”。

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3）

艾德礼美国之行不欢而归，但他得到了杜鲁门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

当时感到惊慌的不只是欧洲，在国际政治立场上以中立派居多的亚非国家也惶恐起来了。他们基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在联合国大会上产生了一个“13国提案”，其中心内容是“提倡和平”。这些亚非国家既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