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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了楼）〃

对武汉会战历史的回顾与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会战期间，尽管周恩来没有直接参与指挥作战；但从会战之前战略指导方针的研究确定、会战期间战略对策与作战方法的改进提高，以及会战后期组织的战略撤退，周恩来都付出了艰辛和不懈的努力，在当时其影响是积极有效、意义巨大的，在今天看来也是举世瞩目和影响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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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永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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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周恩来以外，在会战期间，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克服种种困难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武汉坚持坚持工作，并通过各种方式和形式为会战作出了显著贡献，其中十分突出的包括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

在董必武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武汉会战期间的工人工作、青年工作组织实施非常严密、成效显著，以各种活动将他们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既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通过筛选、考察为我党壮大充实了新鲜血液，并将其中一些优秀分子发展入党，使之成为党所领导的抗战事业中新的先锋骨干。

此外，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董必武和他的同事们还积极动员抗日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工友，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游击作战、到广大农村去点起、带动全民抗战的烽火。此外，他还利用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当时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并通过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坚持不懈的沟通和交流，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不少中间力量和进步人士。

在同事们的眼里，董必武的工作十分繁忙，或研究工作、或会见各方人士、或勤于笔耕，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一夜不眠。曾经有一次，两位同志一大早去找董必武请示工作，刚躺下不久的董必武正欲起身接待，却发现只有一只布鞋，另外一只怎么也找不到。四处寻找一阵之后，一位同志眼尖，发现〃丢失〃的鞋子竟然在被窝里。两位同志不禁感慨万千，原来董必武不分白天黑夜连续工作，后来实在疲倦之极，在脱了一只鞋子之后就带着另外一只沉沉睡下了。

根据中央的指示，邓颖超于会战前即抵武汉，作为长江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废寝忘食，以扎实、高效的工作积极推动抗战妇女运动的发展，为维护、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37年底完成的一篇《对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中，邓颖超强调，抗战妇女运动的新阵容，应当包含所有主张抗日的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界的广大妇女。1938年1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邓颖超被选为中国分会理事、常务理事。在随后分别于2月〃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和3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等活动中，邓颖超不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而且作为妇女届重要领导人和代表之一，组织指导了活动实施的全过程。

在汉期间，邓颖超在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受伤官兵、慰劳前线将士、组织出版妇女刊物以及培养抗战妇女运动骨干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敬。她还积极团结妇女界的进步人士如李德全、史良等人，并同宋美龄建立了统战关系。其中不少工作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仍在继续发挥效力。

与此同时，眼见从各地汇集来到武汉的大批少年、儿童，流离失所、失去亲人依靠，邓颖超以对国家未来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伟大的慈母之心，积极发起、筹备和推动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她说，〃保育儿童是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难童，尤其要以坚强的精神，培育儿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成立最早的抗日统一战线群众性团体，并在成立后发展迅速，其影响扩展到各地，据统计先后共在50多个地方成立了分会，得到帮助、扶持和救助的少儿超过3万人，其中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如邓颖超所期待和预期的那样，积极参加祖国各项建设事业，有的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

作为7名中共代表之一和10名妇女代表之一，邓颖超还在武汉会战期间参加了国民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