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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为CBA）。这种匆忙部分是因为商业上的利益——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任体育主管想为自己不成体系的冬季节目增加一些亮点——但也有历史的象征意义：中国体委的领导，想以这个半商业化的联盟来纪念篮球进入中国一百周年。踩着自己YMCA先辈们的脚印，耐克衣着光鲜的代表急切地跳进了这场冒险，斥资二百五十万美元为最早的八支球队提供装备，并在头四年里一直提供赞助。国际管理集团（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Group，缩写为IMG）——总部位于克里夫兰，老板是体育市场运作的传奇人物马克·麦考麦克（Mark　McCormack）——是联盟总的运作者。但是耐克在这第一个试验性的赛季是唯一的冠名赞助商，而且对体委最高领导层有很大的影响力。“IMG对比赛有更多的控制权，”刘玉民回忆，“但是耐克的眼界更宽。他们想改变篮球文化。”

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5）

许多习惯于严谨的旧式体育系统的高层体育官员，对这样的新理念很是抗拒。“在他们整个一生里，领导们关注的只是为中国赢得荣誉，”资深的新华社记者徐济成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赚钱或者提供娱乐。可是突然间，来了几个美国人告诉他们要轻松些。这使他们很难适应。”刘玉民女士就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她经常会因为罗兹尝试把一种太美国化、太叛逆的当着对手面大扣其篮的文化引进中国而表示不满。每一个新的想法都需要花很大力气来进行说服。“刘女士连着两年给我苦头吃，”罗兹说，“我都被她搞怕了。”

1995年2月CBA揭幕战时，罗兹紧张地和刘玉民一起坐在VIP席。耐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匆忙为整个联盟的球队提供了球鞋和服装，罗兹希望刘玉民最终能对他和颜悦色一些。“那些球员一直穿着比较紧身的，仿佛人猿泰山那样的运动短裤，”他说，“我们决心要让他们显得现代一些。”当球员脱掉热身穿的运动服，露出里面宽松的耐克球衣和长长垂落下来的NBA式运动裤，刘玉民皱起了眉头，向罗兹侧过身去。

“看看那些短裤，”她说，“看上去就像裙子！”

“你不喜欢？”罗兹用窘迫的语气回答。

“穿着它们球员都不能跑了，”刘玉民边说边摇着头，“这不是去上班。这是中国篮球。这是不能接受的。”

罗兹的脑子里一阵眩晕。哪个耐克的库房里能够找出足够装备整个联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紧身运动短裤？可能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比赛后，罗兹跟着刘玉民走进更衣室，在那里她和一些仍然穿着这种球衣的球员聊了几句。

“那些短裤很糟吧，嗯？”她说，“你是不是穿着都不能跑了？就好像是穿着裙子。”

“不，我们很喜欢。”一个球员很热情地回答。

“是啊，它们很棒而且很舒服。”另一个说。

刘女士转过头对着罗兹扬了扬眉毛。他得救了，中国篮球的主管领导让这种球衣保留了下来。这种模式似乎在接下来每一种革新中都存在着：一开始是抗拒，然后逐渐被接受，最后颇为不情愿地尊敬。“刘女士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罗兹这么描述，“她必须要决定是留在老的体系里面，或者是敞开大门，让外国人进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位于上海市区陈旧的静安体育馆，很难看得出这是一个发掘运动员的金矿。这里距离上海主干道南京路很近，体育馆就在一长列电器商店和小吃店后面，入口处隐藏在一家书报亭后面，大喇叭里放着各种新闻公告。

1996年秋天，罗兹悄悄走进这座昏暗的体育馆时，肯定没有期望能发现些什么。这只是为欢迎上海大鲨鱼队升入CBA甲级联赛而临时举行的一个联欢会。上海队由市体委和国有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同拥有，这支运气不怎么样的球队终于从甲B联赛的泥潭里爬了出来，但依然被认为是CBA最弱的球队之一——远远不是耐克和上海的领导期望的那种，能代表过去以及将来中国经济中心城市应有地位的强队。毕竟，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市政府才刚刚（1994年）在黄浦江畔建造起了中国最高的建筑物，四百六十八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这座针状与球体结合的建筑看上去仿佛一支将要飞向二十一世纪的火箭。现在，仅仅几百米之外，一座更高的豪华摩天大楼正在建造中，这就是八十八层的金茂大厦。为什么这座瞄准了世界级地位的城市不能拥有一支能匹配这个地位的篮球队？

不过那天穿着各色球衣慢慢走进球场的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