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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

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国民”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尊孔读经”，倡导思想上复古。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学不仅只是个艺术品类，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担了艺术之外的沉重职责。晚清时国家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启超就把这怪罪于文学，他写诗痛陈：“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文学革命晚清就在酝酿。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语言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流传千年的文言文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文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语言变革，即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我们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辜鸿铭。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