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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一层泪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国民党的顶梁柱、三十一岁的一代俊彦宋教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手人寰。

黄兴、于右任等抚尸痛哭；陈其美捶胸顿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

陈其美花二百银元亲自替亡友买来上好棺木，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毒手，不可不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宋教仁裸露伤口的遗照。

宋教仁遇刺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全社会震动，大批素不相识者前来医院探望；他的遗体移往湖广会馆时，送行民众人山人海。大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宋教仁遇刺身亡报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吃饭，他闻讯的反应是：“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猜测起凶手，他竟说很可能是黄兴，因为黄兴也想当总理，因此国民党火拼了。在座的章士钊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内阁总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满脸大惊，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袁世凯发布公告，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责成立即调查。

调查竟十分顺利。两个学生来报告，说和他们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说等他杀了人拿了赏钱就马上还。陈其美立即报请租界巡捕房，到鹿鸣旅馆捉拿武士英；没看到武士英，却发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文件暴露出应桂馨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所受命的，正是那个生怕“不能算人”的国务总理赵秉钧！

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到这里，让人不怀疑袁世凯，太难。三四天时间，刺宋案竟基本真相大白。

宋教仁到底死于谁手，至今还没有所有人都认同的说法。除了袁世凯，还有人认为可能出自赵秉钧之手——赵秉钧揣摩袁世凯心思，觉得袁世凯欲杀宋教仁而不好下令，他应该心领神会地代劳；况且，以宋教仁的势头，离总理之职越来越近，对他这个正当着总理的同样是威胁。

司法部门开始深入调查。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请假推脱，同时放出黄兴有很大嫌疑的风声；会审公堂再传黄兴，黄兴却一传就到，并说随传随到，直到水落石出。接下来，此案怪事频发：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第二年元月19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2月27日，袁世凯头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赵秉钧被迫辞职后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案发后装泼撒赖、逃到青岛的洪述祖本以为逃脱惩罚，不料延至1919年还是被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和秘书死死扭住，到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判绞刑，行刑时却是砍头……

就在此案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进展颇大之时，痛失栋梁的国民党人除黄兴等少数人保持冷静外，无不切齿痛恨袁世凯。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闻听宋教仁被刺死，悲愤万分，痛感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太晚，立即起兵讨袁。

这次讨袁就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事件过程有点与辛亥革命相似：反袁各地从江西开始纷纷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先后有江西、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进行。

袁世凯在宋教仁遇刺后知道国民党马上就要来算帐，因此及早调兵遣将准备。讨袁事起仓促，加上内部黄兴极力主张不要诉诸武力，而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仅两个多月就失败了。再不需要羞羞答答的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反袁人士（这些人只好又流亡海外），并在国会等机构中大力清洗国民党人。

发动二次革命，今天看来，应是孙中山的又一“迷误”。民国初年，效法西方的“司法独立”做得不错，刺宋案按照法律程序走得很规范，总理赵秉钧照样被地方检查厅传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赵秉钧和袁世凯；而且哀兵动人，社会对深得民心的国民党当家人莫名其妙死于非命广泛同情。然而孙中山在狂怒之下，没有采纳黄兴的意见，立即选择了武力，这就让事情脱离法律轨道，走上“谁打赢了谁有理”的歪路。当然，按照法律把袁世凯送上审判台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