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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赵构无人可用，遂改任宗泽襄阳知府为开封知府、东京留守，全面负责京畿防务。此时的汴梁城物价飞涨，盗贼出没，民心惶惶。宗泽已经68岁，却是老当益壮，到任后立刻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安定民心。

金军派遣使者以出使伪楚为名，探访汴京虚实，宗泽将来人拘押，拟予处斩。朝中大臣多持异议，赵构从扬州发来手谕，令其释放金使，宗泽拒不领命。为抵御金军的进攻，宗泽放手发动群众，聚拢民心，招揽抗金义军，加强抗战力量。

时有王善的义军数十万人，欲进占京城，宗泽单骑入王善军营，晓以微言大义：“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此时的宗老先生在中原百姓之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人称宗爷爷。王善深表感佩，率军归降。其余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义军相继投入宗泽麾下效力，军威大振。

汴京在宗老先生的经营下，固若金汤。金军来攻，碰了一鼻子灰，久攻不克之后，只好灰溜溜撤军而去。在坚守汴京的同时，宗泽上疏赵构二十余次，请其回到汴京，率领军民收复失地，均为汪伯彦、黄潜善所阻。赵构只以择日还京搪塞，又哪里肯回到汴京这个乱战之地呢。

中路金军受阻于汴京，遂加强东路的攻势，完颜宗弼（兀术）率兵从江淮南下，大举进攻赵构所部。赵构一逃再逃，离汴京越来越远，从扬州跑到镇江，从镇江跑到江宁（江苏南京），又跑到杭州，再跑到温州，最后被金兵赶到东海之上。金兵孤军深入，不敢久留浙江，随即撤军。金兵走后，赵构才跑到杭州落脚。

眼见赵构怯战南逃，无心收复失地，宗泽忧愤成疾，他在病中仍然激励部属抗击敌寇。因年事已高，背上又生出疽疾，不久，宗泽病逝于汴京，临终前，谓众将曰：“康王怯懦，复国无望，惟寄希望于西北。吾死之后，汴京民心或散，京畿防务堪虞，尔等可至西北，勿忘光复故土。”随即连叫三声“过河”而逝，众将失声痛哭，中州军民自发祭奠宗泽英灵。

西北人士赋文追悼宗老先生，刘通主持追悼大会，同时将悼文传发中原各地，激励广大民众继续抗战大业。

就在东路金军大举进攻华北、华中、华南之时，西北军并没有闲着，而是厉兵秣马，继续筹措物资，拟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并逐步加强对西路金军的攻势。

为了鼓舞士气，让广大西北人士、西北人民看到未来的希望，刘通等人商议后，决定成立政权机构。参照汉唐制度，设中枢机构宰相府，取代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下设六部，各部门设正职一名，副职一到二名。取消枢密院和其他繁冗机构，简化繁琐的政制和军制，简化官称。

官衔为一品到九品，每一品级分为正、从二档，对武将不作最高任职的限制，军人可以累升至兵部尚书之职。爵位沿用王爵和公、侯、伯、子、男六档。

军衔自下而上分为：校尉－初校、上校、大校，将军－初将、上将、大将，元帅－初帅、元帅。对应的实际职务为：校尉职－百长、都头、统制，将军职－统领、指挥、将军，元帅职－副帅、元帅。

战争时期，军事统帅相对固定，非战时期不固定；校尉以下相对固定，将官以上相对不固定。目前的将官任命，采取实战和军校培训二种方式，将来再采取军校培训的方式。参照后世的建军经验，逐渐把军官与军队分离出来，高级将官的任命由中央政府和国家元首决断，军队听命于国家元首。

西北搭建政权架构，始于1127年春末夏初，至同年秋初具规模。组建之初，给沂王赵萼挂了个监国的名义，当然不会给他实权的了。架子一搭，汴京官员纷至沓来，对赵构失望而投奔西北的不少，各路地方官吏靠向西北的也日渐增多。对于投奔过来的人士，并非良莠不分，一概任用，而是择其才具，分别委命，能者上而庸者靠边站。

西北将士均劝刘通晋封王爵，水涨才能船高，大家跟着高升，岂不快哉！沂王应西北人士的要求，晋封秦国公刘通为秦王，宰相，大元帅。西北军政人士随之出任六部要职，荣膺将军之位，豪杰志士扬眉吐气。

朝政所在地暂设河东太原，刘通的宰相府、大元帅府合在一处办公，实际上相当于二块牌子一套人马。新的起点需用新的纪年，刘通是不主张采用年号的，大伙坚持要用年号，刘通入乡随俗。经过合议，定年号为靖难，意思是驱逐敌寇，厘靖战难年即为靖难元年。刘通心中打定主意，以后一定要推行数字纪年法，要是大家仍然坚持用年号，那就年号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