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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历任西北军政要员，敢作敢为。史载：“王恩尝汰禁卒数十人，枢密请命都承旨覆视，恩言：‘朝廷选三帅，付以军政，今去数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无可为者。’帝立为罢之。眷顾甚隆。知渭州时，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为三十一部，以省馈饷。”

大规模裁撤冗员，阻力必大，眼下不易实行，只宜缓行。军队屯田，则为上策。曹操试行屯田制，既保留军力，又解决了军粮；八路军当年在陕甘宁一带为打破日寇封锁，进行大生产运动，开发了陕北江南。如今的西北比起三国时代和抗战时期要优越得多，由于宋夏多年战争，荒废的田地不少，西北军队就地耕种和训练，可谓得其所哉。

致于设立官商，只是战时权宜之计，不宜长搞。官商与民争利，又容易造成垄断，不利于繁荣市场，发展经济，财政一旦好转，即应撤除。官商的经营项目要加以限制和控制，列入官商的有盐巴、茶叶、酒类、优质铁器、优质马匹等物。盐巴、茶叶和酒本来就是官府专营，优质铁器和马匹则是战略物资，需由官府经营。致于民间从外番贩回马匹，官府有权优先购买良马，价格按市场价计算。

其他一些稀缺的战略物资也列入官商的范畴，有人建议扩大官商的范围，刘通没有同意。官商存在先天性缺陷，压抑经济发展，造成垄断和不平等竞争，容易产生**现象。官商宜少而不已多，宜短期经营而不宜长期经营。

一系列新的措施和一些非常之举，使经济民生得到恢复，财政状况也在好转。水涨船自高，长安军营的建设有了更多的资金，步伐得到加快。后续征地和二期工程紧接着进行，期间又碰到居民的抵触问题、安置问题。

九月里一天，刘通等人往东郊视察后续工程的进展。一行人过了灞桥，往前方而行，郊外秋意盎然，秋风拂面而来。农人在田间劳作，牧童在河边嬉戏，四野秋色无边。

刘通等人来到工地，负责基建的官员报称，有村民不让施工，理由是安家费没有着落，山上的祖坟也还没迁。此事处置不当，可能引起骚乱。

原来村民的坟墓未迁，是因为新的墓地有争执，人家那里有旧坟，不让建新坟。此事需得官府出面裁决。古人极重风水，迁坟建墓是大事，一是要选山场，二是要选吉日，新坟需与旧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得抢旧坟的灵气。经过官府主持，请风水先生测算，最后确定新坟的位置。刘通虽不相信这些，却也要入乡随俗，按当地民俗办理。

致于安家费，是因一些村民误以为被官员私分，聚集一块来讨公道。又因有的人嫌补偿太低，拒不领取。此外，村民对建房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要自建新房，有的要让官府来建，样式也是五花八门，没个定论。

知府和知县等人一起做群众工作：刘大人所定的标准已经是最高的了，普天之下恐怕找不到第二家。村民想想，这倒是实情。对于安家费，想自己建房的，第二天就发给补助。等官府安排的，耐心等一段时间，地皮已经选好，正在按照当地的通用标准建房，不信的人可以去新村工地看看。

官府并没有动用军队强压民众，而是摆事实，讲道理，一场风波悄然平息。

最后，刘通对大家说道：“军营建设事关大宋安危，现在官府的钱也不多，还需乡亲们多支持多谅解。”刘通等人并没有采取粗暴的方式解决纠纷，这种和风细雨式的工作作风很受民众欢迎，官府的声望骤然而升。

诸如此类的事情一时也道不完，基地建设日渐深入，逐步完善起来。军事基地取名长安军营，最先建立的二个营盘用于新兵训练、将官培训和骑兵培训。新兵训练分为少年班和成年班，将官的轮训则从高级将官开始。初期因受资金、师资、场地的影响，人数和规模较小，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数和规模逐渐增大。

长安军营借鉴汴京、京东二地的经验，这里的师资力量和马匹器械较为充足，那些身经百战素质较高的老兵老将遍及三秦大地，可供选聘的师资相当充裕。选任师资采取二条途径，一是各地举荐，二是张榜聘用。

一日，史进的师傅王进在榜文前逡巡徘徊，此前他已经思想斗争了很久。自己是个逃军，一直隐姓埋名，不敢出头，活得很是窝囊。他的武艺不亚于林冲，执教经验丰富，教头一席对他富有吸引力，端的进退两难。不想恰被路过的戴智看见，戴智上前跟他招呼：

“王教头，你怎么在这里？”

王进躲避不及，脸上一红：“戴大人一向可好？”

戴智：“承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