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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临时议会交议了换契案，提案规定，前清旧契换成民国新契，需按现价，卖契（指卖断的契约）值百抽二，典契（指典押的契约）值百抽一。由于这个方案只是一次征收，而不是普遍实施的常年税收，孙中山曾主张值百抽三，甚至值百抽五。尽管都督府提案比孙中山的主张温和一些，但仍然遭到省议会的强烈反对，未能通过。他们认为，广东全省农田有3315万余亩，假设每亩最低地价30元，值百抽二，就要收取1900万余元。现在要广东人民在几个月之内捐出如此庞大的款项，能做到吗？何况，房基地还没有算在里面。革命以后，各县遍地遭到土匪的祸患，元气大伤，不要说原来小康的人家吃不饱饭了，就是一向有钱的人家，也今非昔比。省议会后来通过的方案，大大降低了换契的费用，而且与平均地权的精神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策，虽然是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农民的眼前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有害，因此，这一政策不可能动员人民来支持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革命政权依靠谁来支持呢？这是孙中山和当时的革命者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3）

孙中山为了推行民生主义，约见了省议会议员们，进行疏导，解释平均地权政策。但是，孙中山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相反招来了强烈的抱怨。他们抗议说：省政府漠视省议会的决议，把代议士当作政府的傀儡，要求都督府尊重议会的立法权。当时的议员多为地方士绅，不可避免地保守既得利益，与革命的新进人物的政治利益自然不同。因此，孙中山反驳说：“权限是谁与之者？从公理求之也。革命党之权，谁与之者？少数人牺牲性命于公理上求之也。不然，都督欲得权限优胜些，代议士又欲权限优胜些，谁能与之？又谁能均之也？”

那么，公理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又该怎样划分呢？这就成了同盟会地方都督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一场斗争。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公理”具有随机性，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

革命后各省政权大多掌握在军人手里，副总统黎元洪首先于4月10日上大总统及京外各机关电，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针对革命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这篇长达2400字的电报，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骈俪文字，指出军人柄政有“十害三无”。所谓“十害”，大体是指军事独裁和军队扩张形成的社会危害；所谓“三无”，是指在军事独裁情形下，军界“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他强调面临的危险的局面：“莽莽神州，不亡于满清之亲贵，而亡于民国之英雄，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这封电报，说实在的，也道出了当时的社会混乱，以及预测到了后来军阀混战时期的种种现象。从“公理”上看，似乎没有多少错误。例如，他说到司法独立问题，而军人柄政的结果，造成“自恃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大江报》案，以及后面要谈的张振武案，黎元洪、袁世凯自己何曾尊重司法独立？同样滥用权力，草菅民命！这些“公理”是对人不对己的。民国史上这一类侈谈“民主”的现代“公理”，实在数不胜数，而衡量他们的实际行为，则差了十万八千里。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配合袁世凯压抑革命党人、由袁世凯统一中国的需要。袁世凯非常赞赏黎元洪的主张，并感慨地说：“西儒所谓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当然，黎元洪自己也是军人柄政，所以带头在湖北实行军民分治。但事实上，在袁世凯强迫他去北京之前，他也没有把民政事务真正交给民政长官。

前清中国体制，总督、巡抚都是带兵官，当时是文人带兵，即使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军事将领担任总督重任，但他们都是文人出身，都有科举功名。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有所不同，一批职业军人担任了都督职务，掌握了军事、民政权力，开始出现军阀割据的倾向。而所谓暴民专制，本来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恐怖统治。辛亥革命后，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暴力倾向，一些革命党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动不动以暴力相向。不过，辛亥革命中的这些行为，小巫见大巫，同后来的军阀统治以及群众专政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袁世凯只是借用社会混乱作为口实，来对付各省地方势力，尤其是同盟会掌权的地区。从中国政治的发展来看，我们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说同盟会都督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