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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到白纸黑字的条约时，会更加痛苦、愤恨和绝望。”

德国代表在这样的情绪下准备和平条款意见报告。5月底，已形成许多言之有理的相反意见和建议。主要抨击条约并非像协约国所承诺的那样公平公正。在从德国剥离出去的土地上，德国人的自治权被剥夺了。赔款使德国人民成为“终身劳动奴隶”。只有德国必须解除武装。布罗克多夫·兰曹决心推行特别策略，即便会导致危险的结果。他坚持，德国不应该独自承担战争罪责。“如果我说对此表示忏悔，”他曾在特里亚农宫说，“那将是一个谎言。”可是没有人要求他或德国人忏悔。条约声名狼藉的231条，德国人不准确地称之为“战争罪条款”，规定了德国战争赔偿责任。条约中也有一些针对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类似条款；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不愿意如此。

德国人的反应之所以不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不安地等待被谴责。在战争期间，自由派曾批评政府不该背负愧疚的重担。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众多知名教授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决不否认当权者对战争负有的责任。但我们也相信所有参战强国都是有罪的。”和平条约发表时，不同政见的德国人都看到最深的恐惧已成为现实。

尽管自己的政府质疑自己的智慧，但布罗克多夫·兰曹仍固执地抨击231条款，这是为了推翻赔偿证据，而不是荣誉。5月13日，他写信给协约国说，“德国人民不愿看到战争，也决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他还在另一个更详细的备忘录里一再重复这个问题。协约国则寸步不让。“我不能接受德国人的观点，”劳合·乔治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并没有开脱战争责任。”威尔逊尖刻地说：“显而易见，德国政府说的话，我们一个字也不能信。”请求停战时，德国已经承认侵略和责任，克雷孟梭代表四人会议说，“今天再想否定已经太晚了。”231条款是年轻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推动起草的，是一种折中赔偿，已成为《凡尔赛条约》中对德部分以及随后历史中——乃至英语世界中不公正、不公平的重要象征。

5月7日凌晨4点，德国人拿到了和平条约。美国救助行政官员赫伯特·胡佛被报信者惊醒了，刚从媒体上抄下来的条约副本呈现在他面前。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条约。所有条款褊狭的视野及其伴生的影响令他担忧。他无法再入睡，漫步到巴黎空旷的街道上。天渐渐变亮，他恰巧遇到英国代表团的斯马兹和凯恩斯，“我们都这样认为，”胡佛多年以后回忆，“条约中许多内容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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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4）

条约的出版使许多和谈者的不安明朗化，但是这种不安是源于和平条款本身，还是和会本身，抑或是世界的未来，或是他们自己的未来，难以说清。美国国务卿兰辛一直是愤恨的旁观者，他发现条约证实了他对谈判代表威尔逊的最坏担心。他草就了一个尖锐的备忘录：“和平条款表现出的粗糙和羞辱性令人不可思议！许多条款根本不具可操作性。”仍在为自己俄国外交的失败而伤心的布利特在克里昂酒店组织了美国年轻代表的聚会。“这不是一个和平条约。”他说，他们必须集体辞职。十几个人表示同意。他将桌饰撕成碎片，并将红玫瑰奖给和他一起行动的人，而将黄色长寿花给了未行动的人。在辞职信中他谈到觉醒，谈到威尔逊的原则，谈到美国理想主义被出卖，为贪婪的欧洲服务。关键是布利特使自己的文字直接发表了出来。

英国代表团的反应也是相似的。尼科尔森觉察了这种情绪。“我们充满信心地来到巴黎，因为将要建立新秩序；但当离开时，我们看到新秩序只不过是玷污了旧秩序而已；我们来时像威尔逊总统的虔诚学徒；离开时却已是背叛者。”英国因为创造了“帝国主义和平”而宽恕了自己；而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意大利和法国。在英国，对于卡其布军服选举（利用紧张局势博取多数人投票的选举——译注）的情绪已经消散，并且对德国越来越宽容。坎特伯雷大主教声明自己对条约感到“非常不舒服”。他演讲，他呼吁，为“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总是沉默，并且没有正常的渠道向媒体进行适当的陈述”。

当然，法国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批评家抨击条约太软弱了，一部分右派觉得太粗糙。他们的抨击对公众的作用微乎其微。许多法国人认为克雷孟梭已经尽其所能争取到了最好条款。“光荣而鼓舞人心。”这是一个记者的描述。无论如何，对于重开一轮令人疲倦的谈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