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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社会、更能生存。

没有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就强硬的要学生进行国家或者学校规定那些课程的学习，这是极端错误的！大人们往往从自己的心理出发去分析孩子，认为自己可以的，孩子也应当可以。但实际上，孩子们对于没有兴趣的课程，回答的往往是NO！

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课程，硬要他学，反而适得其反，孩子们一旦心理逆反起来，将来这个课程对于他来说，就是一门永远也不可能学得好的课程。如果没有硬压着他去学，或许过了一段时间在某些条件下，他反而会对之产生了兴趣，就是你要他不学都不行了。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就是随堂的小测验是不会计分的，只是作为老师之间的一个参考，不会对学生和家长进行说明。学生与家长始终只是知道，学生今天的测验，错了的是那些，对的又是那些，老师评价其那些方面做得很好，或者比起昨天有了多大的进步，建议其在那些方面加强。

这种似乎是只提好，不提差的教育方式，看起来是错误的，不利于一个人的发展。但是，我们所谓的利于一个人发展，要看实际情况。

对于一些已经跨入了工作岗位的人，他的心智经过十几二十的发育，已经成熟了，能够接受反面的意见，可以对他说他的缺点，他往往也能够进行更正。而如果你只说好的，不说差，确实容易使得他把差的当成了好的，导致没有好好纠正自己的错误，确实不利于他的发展。

但是对于小孩子，他的心智还不成熟，如果你说好的，他就会受到鼓舞，在学习上更加用心，这个时候你再给他提出一点建议来，他就很容易接受，学习就始终是带着兴趣去学习。

因此，对于小孩子，老师只是提出好的评价与建议给家长和学生，至于测验情况及学生的学分与测验的关系，老师是不能公开的。老师参考的测验情况这些内容在教育法中就明确加以规定，不允许公开，违反者就是违法，要根据刑法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这从法律上固定了教育的保密制度。

以上是对于适龄儿童的教育措施。对于工人、技术员、财会人员等各行业急需的人才，要从小孩开始一点一滴的培养，那不现实，也没有可能！

因此，战士们也把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职业培训等紧急的教育、培训也列入了教育体系当中，在战士们主持的教育立法上，明确规定，这些培训由国家补贴学习人员一部分，余下的由需要使用人的单位负责。

而这点，对于资本家的有一些触动，但反对的声音微乎其微。此时，张卫根据李锦江的建议，对太行地区的企业也都是采用了合资的方式，一律是国家占大头，实际经营由私人进行经营，国家进行监督，采用后世美国式的会计结算制度，并严格进行管理。

这样在教育上出大头的，始终是国家。首期的比例已经明确有了，后面的比例按照股份均摊，也是国家多。算算，自己的那部分也有，确实有些肉痛，但看到国家都出了这么多，而且，这些人培训好了，必须先为自己厂工作五年这么长，那可是自己管理的厂啊！想到这里，这些资本家（由地主新转过来的准资本家）心理就平衡了。

对于科研方面，这些作为中华早期教育学家的战士们根据后世的大学加研究院的模式，建立了未来新中华的高校建设及科学研究系统。这在资金到位后，从上海过来的那几个科学家和精挑出来的几名战士，就构成了太行第一研究院兼太行第一大学的学者、教师的架子。

科学家们都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不用他们好好的带好下一代，那就是太可惜了。因为带学生和搞研究是一件两不误的事情，学生一般都不会阻碍导师的研究，而且，还会在导师研究的过程中，给导师打下手，例如实际操作、琐碎杂务工作、试验记录等。

这样即方便了科学家们作研究，更可以培养中华的未来一代科学家们，使得中华的科技一步步走下去，保持领先的优势。

只是这样，作为国家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的大学，就成为了中华国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此后私立大学的办学困难重重就是从此刻埋下的祸根。这点，是这些战士们在此刻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然，这些东西，张卫只是认真仔细的看完了，并没有横加干涉。他从李锦江身上学会的一点，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些念过完整的师范课程的大学生们，就是一个教育方面的专家了。他们的“专家”头衔，比起这个时代的任何教育专家，只会更好，而不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