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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河”，只有赞比西河，而拥有4万公顷水浇地、在非洲较早普及水稻种植的赞比亚，自然也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连“开沟挖井”都不会；他不止一次津津乐道于非洲农业的高产量，“种什么产量都很高”，可事实上，非洲许多地区固然日照时间长，降水充足，但土质薄，养分低，单位产量很差，即以刘会长所言赞比亚为例，中国在那里历史最久、成绩最好的“中垦集团中赞友谊农场”，经过多年土壤优化和农田水利建设，小麦亩产也只能达到800斤左右，且由于大多数国家存在明显雨、旱季，一般只能实现一年一熟，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套种两熟，而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一年三熟”。

刘会长一再建议投资非洲蔬菜种植项目，并称“蔬菜价格高，种起来容易，利润也高”，实际上非洲普通蔬菜，如生菜、黄瓜、油菜、西兰花、西红柿等，价格只略高于国内，如西非国家贝宁科托努，一棵生菜卖50西非法郎（人民币不到1元），内陆国家马里则卖200西非法郎（两块多），一公斤黄瓜，多哥洛美菜市场卖800－1200西非法郎。至于韭菜、大白菜、空心菜等精细蔬菜，固然价格不菲，如多哥华人超市“天地亿万多”的韭菜春节时可以卖到4000西非法郎一公斤，冬瓜卖过2500西法一个，但这些蔬菜基本上只有中国人自己问津，当地人甚至白人都很少购买，如刘会长所言“西非贝宁等国蔬菜普遍几十块人民币一公斤”不是事实。在非洲种蔬菜存在“一低二高”，即人工低、成本高、售价高，不论西非还是东非，一个农业工人的月薪都可控制在人民币300－400元左右，但种子、化肥、农药、机油等（刘会长说非洲不用化肥农药也是错的）都因不能生产，价格高出30％－100％，虽然蔬菜售价比国内高，但天气炎热，不耐久贮，利润也只略高于国内，一位在西非颇有名气的台湾菜农经营数十年，也只堪称小康，客户集中在华人圈中，像刘会长所言“几十倍”的收益，不知从何而来？

刘会长建议投资渔业，并称“西非人不爱吃鱼也不爱养鱼”，事实上西非沿海国家酷爱吃鱼，著名的塞内加尔鱼饭是众多西非人的最爱，在贝宁科托努繁华的米赛博大街随处可见的街头饭摊，和木薯饭一同出售的，正是烧鱼或鱼卤，内陆国家马里，有享誉非洲的“鱼都”莫普提，马里鱼干畅销西非、北非，显然，西非人吃鱼也养鱼，而且非常普及，指望靠养鱼发大财的念头，不啻痴人说梦。

刘会长还建议投资资源开发、矿藏开发和工业投资，并称“有发财机会，无任何风险”，事实上资源开发项目早有大量跨国公司介入，小资本、小企业生存空间已较艰难，而在非洲、尤其刘会长建议的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各国经营加工制造业，则存在政策不稳定、劳动力资源匮乏（当地缺乏熟练工人且很难培训，中国工人比例受限制）、不确定因素多等种种难题，未必能获得预期收益，如甘肃惠凯在多哥洛美投资衬衫厂，结果产品单位成本竟高于直接从国内进口，挣扎几年后关门了事；上海华源在马里合资的纺织厂也因主打产品真蜡布成本远高于市场售价而举步维艰。

刘会长还谈到投资医药行业的丰厚利润，而实际情况是，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医药行业的准入受严格限制，中国药品很难打入主流市场，而混迹于大市场里为数众多的街头中国卖药者，经营既不规范，利润也无保证，甚至居无定所。至于刘会长津津乐道的“清凉油神话”，20年前容或如此，但如今由于中非贸易联系紧密，即使偏僻市集也随处可买到，且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已有厂家仿制，清凉油早已“下凡”，不再有昔日的光环。

为打动更多的读者、观众或听众，刘会长还编织了众多美丽的轶事或神话，然而这些更加漏洞百出。

刘会长称西非很多国家“鸡不生蛋”，事实上不论贝宁还是加纳，多哥还是马里，城里街头、墙上，都不难找到“养鸡场供应鸡蛋肉鸡”的广告，不少国家还把鸡肉分等，“肉鸡”价格高出“蛋鸡”数倍，若西非鸡都不生蛋，“肉鸡”、“蛋鸡”云云岂不成了笑话？

刘会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非洲的鞭刑”，并猜测是“大象和犀牛皮做的”，还讲述了“私刑”、“小偷市场”等耸人听闻的故事。事实上非洲一些地方按古老习俗或宗教教规，的确存在诸如砍手、投石、木棒之类私刑，但“鞭刑”（刘会长刻意强调是“三鞭”）却是马来人的传统，至今新加坡仍在沿用，非洲却不见踪影；刘会长还说科特迪瓦对小偷一律处死，这更是无稽之谈：这个前法国殖民地自1960年8月7日独立以来，一直沿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