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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身体太虚弱、连有人搀扶都无法走到屋外的斑疹伤寒病人……不得不违反禁令。）我在垃圾堆里搜索着，并且找到了帆布背包和一根牙刷。突然间，我在一大堆杂物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

我又跑回我居住的土屋，收拾我所有的财产：一个饭碗、一双由病死的难友那儿〃继承下来〃的手套、几张写满速记符号的废纸头（前曾提到．我有一部书稿在奥斯维辛那儿被没收了，后来我就用这些废纸头重新撰写）。然后，我又到各土屋，为正挤卧在屋内两侧朽木板上的病人迅速作最后一次的巡视。我来到我唯一的乡亲面前。我曾经不顾他的病情，竭力营救过他，然而此际他差不多已经奄奄一息。我不得不隐瞒我的逃亡企图，但他似乎嗅出了异样（也许是我表现得有些紧张）。他以疲惫的声音问我：〃你也要出去？〃我立刻否认，然而我却回避不了他那伤感的眼神。巡视完毕后，我又回到他那儿，再度瞥到他无望的神情；不知何故，我竟觉得那是一项控诉。打从我答应友人愿相偕逃亡以来即蟠踞心头的不快感，此时更加强烈，突然间，我决定在这一次自行操纵命运。我奔出土屋，告诉友人我不能去了。我一说出我已决定留下来陪伴病人，不快之感立刻云散烟消。我不知道以后的几天会有什么遭遇。但我内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平静。我回到土屋中，坐在我乡亲脚旁的木板上，试着安慰他；然后又同别人聊天，试着抚平他们迷乱的神智。

集中营生活的最后一天终于到了。由于战火线逐渐接近，绝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运往他营；管理当局、酷霸和伙夫更是走个精光。这一天，当局发布一道命令，要营中人员在日落前完全撤出，即使是仅余的几个俘虏（病人、医生、和〃看护〃）也必须离开。当晚，整个营就要放火销毁了。然而，载运病俘的卡车下午并未出现；而营门却突然关闭了，铁丝网一带也加紧戒备以防逃亡。看样子，营中仅余的俘虏注定都要葬身火窟了。我和友人遂决定再度逃亡

我们奉命埋葬铁丝网篱之外的三具尸体。整个营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足够的力气干这件事，其他人差不多全呆在还有用的几间土屋里，被高烧和神智迷乱弄得精疲力竭。我们拟好了计划：运出第一具尸体时，把友人的背包放在充作棺材的旧洗衣桶里，偷偷运出去；运送第二具尸体时，则顺便偷运我的背包。运第三趟时，我们俩就双双溜之大吉。前两趟全照计划进行，并无差错。回营后，友人去张罗逃亡时所需的面包．免得躲在林中的几天会挨饿。我则呆呆地等着。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他一直没出现，令我愈等愈不耐烦。经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我已经满心雀跃地期待着自由，想像着奔赴火线的仙滋妙味了。可是，我们并没进展到那个地步。

友人回来的那一刹那，营门被推开了。一辆漂亮的银色汽车缓缓驶入集合场，车身漆着大大的红十字。一位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翩然莅临，整个营及营中俘虏都受到他的保护。他就在附近的一幢农舍中驻扎下来，以便在紧急情况时能随时策应。这种时候，谁还去操心逃亡的事呢？一箱箱的药品从车上卸下来，香烟四处分发；我们受到拍照，内心的快慰简直难以言宣。现在，我们不必再冒险奔赴战火线了。

兴奋之余，我们差点把第三具尸体给忘了，于是便把它抬到营外，放到已挖好的墓坑里。随行的警卫（是个比较不讨厌的家伙）突然变得非常温和。他看出情势已经改观，便试图赢取我们的好感。掩土之前，我们为三名死者作了短祷，他也参加了。经过几天来生死交搏的紧张以及几个小时以来的兴奋，我们祈求和平的祷词，其热切的程度比得过人类所曾吐露过的任何言语。

营中生涯的最后一日，就这样在期待自由中过去了。然而我们高兴得过早了。红十字会那位代表曾向我们保证已签署了一项协定，而且该营也不准撤销。可是当晚，纳粹挺进队却率同一批卡车抵达营区，并且带来一道清除营舍的命令，说是营中剩下来的俘虏要搬到一座中央营去，两天之内再从那儿遣送到瑞典，以便和另一批战俘交换。那些挺进队员，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他们变得和气万分，还劝我们不必怕登上卡车，说我们该为自己的运气而谢天谢地。力气还够的人，纷纷挤上卡车，病重的和虚弱的则由别人吃力地抬上去。此时，友人和我已不掩饰身上的背包。我们站在最后一队里，等着当局挑选十三人搭上最后第二辆卡车。主任医官挑出了需要的数目，却把我们两人给遗漏了。那十三个人登上车，我们却必须留下来。惊讶、懊丧、失望之余，我们责怪主任医官，他却推说他太累了，分了心，何况他以为我们还想逃走。我们只好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