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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注定很难有所作为。

当家不易，柴米油盐事事关心，杂碎烦琐却又性命攸关，当国更是如此。齐王遇到的困难都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略使小诈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洛阳没有粮食了。

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

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

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

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

齐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从来没有为吃饭的事情操心过，现在一下子必须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齐王找到当时的度支尚书想办法。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物资的收支，他辖下专管仓库的尚书仓部有一个叫陈敏的仓部令史，提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这是一个好主意，朝廷马上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去恢复漕运，不久之后陈敏又改任广陵度支，将江南粮仓里积储了几十年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

陈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运有专门护运的军队，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部分军队被称为漕运兵。江南水道纵横交错，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让陈敏统领大量漕运兵，六年之后，陈敏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叛乱，试图割据江南。

当然，他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没戏了。

对于粮食危机，成都王也是有责任的。由他带入洛阳的军队有二十万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时候，并没有把军队带走。当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赞誉的壮举，而好像是在仓皇地逃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都王确实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万军队有一大半是从各地投募来的，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强的部队（注：即是地方大户的私兵），这些杂牌军严格来讲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晋朝的地方军基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响应成都王的表面理由当然都是忠君爱国，内心的真实动机却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爱国之余，兼顾着政治投机，还有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

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

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