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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

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

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

三、荆扬有寇

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

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

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

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

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

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

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

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加官进爵，进一步巩固他在荆州的统治；后来齐王遇难，长沙王上台，新野王择木而栖，跳向最粗壮的枝头，频频向成都王示好。长沙王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势力单薄，对新野王无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对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时候，益州叛变越演越炽，终于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荆州。荆州的太平日子到头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统帅率先遭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乱源起于惠帝的一道诏书。

太安二年初，长沙王发现平定蜀中叛变仅凭罗尚孤军奋战是难以奏效的，于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节惠帝派遣宗岱、刘沈入蜀的两道诏书，即是这一方策指导下的产物。

宗岱入蜀之后，蜀中战局焕然一新（虽然只是昙花一现），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