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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阴，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师十万大军惊惶失措，狼奔豕突。

来时路上石超心中还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战，胜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军纷纷临阵脱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阳出来的禁军，也是阵形紊乱毫无章法，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

惠帝坐在御辇上，周围杀声四起，头顶箭矢飞来飞去，身前身后不断有侍卫受伤倒下。敌军士兵步步逼近，充满杀气的脸庞溅有血污。打到最后，陈眕、上官巳也带着部分残军逃离战场，风声鹤唳日夜兼程，一口气逃回了洛阳城；东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阳依然会有灾祸上身，于是改向东南方向逃窜，目的是徐州下邳，寻找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的庇护。惠帝北征的时候下诏要求司马楙出兵，司马楙没有从命，这已经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东海王来投奔，司马楙当然也不会接纳，东海王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位于徐州中部的封地东海国，等候处分。

领袖们都逃了，随扈的百官也当即做鸟兽散，他们的命运各异，有的逃回了洛阳，有的死在战场，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怜而无助的撂在装饰华美，显示他帝王之尊的御辇上，辇身满是箭痕，周围横七竖八堆砌着死尸，惠帝身中三箭，脸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当时留在惠帝身边护驾的只剩下嵇绍一人，嵇绍穿着朝服，下马登辇，用身体遮蔽惠帝。石超的士兵巡逡而至，看到伤痕累累的君臣二人，从服饰上辨认出二人身份，这些士兵当时正杀得性起，惠帝不敢杀，那就杀嵇绍。士兵将嵇绍从惠帝身边拉开，惠帝说：“忠臣也，勿杀！”

此刻圣旨已经没有用了，士兵回复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说完手起刀落，将嵇绍斩杀于御前，血溅了惠帝一身。惠帝吓得跌落草丛中，怀中六枚皇帝印玺（注：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

石超闻讯赶来，将惠帝接到自己营帐中。惠帝担惊受怕半天，又累又饿又渴，石超献上水，军中没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几个秋桃，给惠帝聊以充饥。

石超派人回邺城报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于此役，那就等于他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弑杀亲兄、弑杀天子，幸好惠帝无事，成都王派出中书监卢志去将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随行护驾。

当天黄昏，惠帝被移到邺城外成都王的军营里，荡阴之役以王师惨败、惠帝被俘告终。

整个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乱、拙劣的军事投机行为，失败是必然之势。在军事史上此役毫无称道之处，但是它在两晋政治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众所周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诱因是“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一派与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势力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摘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2005年修订版，P26）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五胡乱华”的前三十年可以视为东海王、成都王两个阵营冲突的延续、升级与失控。这一点可以从西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看出端倪：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都与成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刘、石为敌的王浚、祖逖、刘琨、鲜卑段部，都曾是东海王的盟友，而在江南立足延续晋祚的司马睿政权，即日后的东晋朝廷，则更是东海王精心培育的结果。

这两个壁垒分明、相互仇视的阵营是何时形成的呢？就形成于公元304年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惠帝北征。两晋之交叱咤风云的人物，大部分参与了荡阴之役，所以此役是意义非凡的。不过在当时，它混迹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内战之中，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没有能够窥其全貌，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才发现此役提纲挈领，定下了今后二十年历史的大纲，并且早已给各个历史人物安排好了角色、立场。

且先看东海王的军营，前后走出三位皇帝，他们是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与晋元帝司马睿。当时怀帝司马炽的身份是皇弟豫章王，以抚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元帝司马睿继承了父亲的琅琊王爵位，以左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

此外，与此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