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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为了防止高考试卷被盗，印考卷的工人们开始了一段长期的监禁生活。

过了很久，个子高高、长着长下巴和漂亮眼睛的英俊扎伊姆和几乎和他一样高和苗条的德国模特英格出现在了码头上。让人们内心感到刺痛的不仅是对他们漂亮外表的嫉妒，更多的是拥有蓝眼睛、细长双腿、雪白肌肤、金色长发的英格，用她的外表无情地告诉那些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欧洲人，把头发染成金色、拔掉眉毛、挨个逛精品店选购衣服的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女人，很可惜，肤色和人种特征也是一个无法轻易弥补的重要缺陷。而我不仅是因为她的北方血统，更多的是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觉得她的脸蛋、笑容和嘴唇很熟悉。我喜欢每天早上在报纸的广告上、走路上班时在哈尔比耶一栋公寓楼的侧墙上和英格相遇。英格的周围又一下聚拢了很多人。

回家的路上，茜贝尔打破车上的沉默说：“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确实是个好人。但是，那个德国女人也就是一个和*酋长上床水平的四等模特，但是你的朋友好像嫌拍了广告还不够，还要让大家知道她是自己的情人，你觉得他这么做好吗？”

“很有可能那个模特也在用同样友好的情感，认为我们和*酋长并没什么区别。据说现在汽水卖得很好。扎伊姆有一阵子说，如果得知西方人也喜欢一个现代的土耳其产品，那么土耳其人会从这个产品上得到一种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在理发店里看见的，《周末》杂志不仅在中间的照片版面上登了那女人和扎伊姆的照片，还在采访版面上刊登了对他们的采访，他们还印了一张她的半*片，庸俗极了。”

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我笑着说：“你还记得有个又高又大的害羞男人吗？他用蹩脚的德语对英格说，她在广告上看上去很优雅，为了不让自己的眼睛盯在女人袒露的前胸上，他只好一直看着她的头发……他就是贝尔琪丝的第二个情人狗熊·萨比赫。”

但是，当车在薄雾中从海峡大桥下面疾驰而过时，茜贝尔已经睡着了。

19。葬礼（1）

第二天就像答应的那样，中午我离开萨特沙特走回家和母亲一起吃了油煎红鲻鱼。我和母亲一边像勤奋的外科医生那样仔细地剔除盘子里红鲻鱼那粉色、薄膜般的鱼皮和半透明、纤细的鱼刺，一边说一些关于订婚仪式的事情和“最新传闻”（母亲的说法）。包括那些暗示让我们邀请和一些“他们的心决不会破碎”、热衷于各种聚会的熟人，宾客人数达到了230人。因此希尔顿酒店的领班，为了不让那天的“洋酒”（一个迷信的定义）供应出现问题，已经开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进口商进行协调。像丝绸·伊斯梅特、夏齐耶夏齐耶、左撇子·谢尔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样，曾经既是芙颂母亲的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的著名裁缝们，因为那些为仪式预定的衣裙开始忙得不亦乐乎，而小工们则在通宵达旦地干活。母亲认为因为倦怠在里屋打盹儿的父亲，这阵子不是因为健康而是因为不开心而烦恼，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儿子即将订婚的日子里是什么让他父亲这么不开心的，她试图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当厨师贝科里把面疙瘩炒饭端上餐桌时——他从我们儿时起就这么为鱼配餐，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法则——母亲突然变得很忧伤，就好像她开心的原因是鱼一样。

她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说：“我为那可怜的女人感到很难过。她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事，她还让很多人嫉妒了。其实她是一个大好人。”

母亲甚至没解释自己在说谁，她说几年前他们和“她”当时的情人德米尔巴拉尔的大儿子德米尔在乌鲁达山上成了朋友，当父亲和贝尔琪丝的情人德米尔赌博时，她就和贝尔琪丝坐在“酒店质朴的酒吧”里，边喝茶边织毛衣一直聊到后半夜。

“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母亲转身对法特玛女士说，“把我的咖啡拿到阳台上去，我们要在那里看葬礼。”

除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套大公寓房的客厅和阳台，因为正对着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举行一两场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也是为著名政治家、帕夏、记者、歌手和艺术家们做葬礼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根据死者的级别，在军乐队或是市政府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中，灵柩被众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广场上那段“最后旅途”的一个庄严起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