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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对其卫星计划一直并没有十分隐讳，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却仍使美国情报机构大为震惊。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就曾公开地，满怀信心地谈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担心苏联可能在卫星竞赛中得胜。他轻蔑地说：“他们即使得胜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现在苏联人造卫星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却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好象表示报界不应当小题大作。哈格蒂发表一项声明，把苏联发射卫星说成是一件“极有科学意义的事”，可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在同苏联人竞赛。”当时已退休的威尔逊称俄国的这一成就是“一个巧妙的技术花招儿”。海军研究部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那么一块几乎人人都能发射出去的铁块”那么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空间载运工具说成是“一件无聊的玩艺儿”，因此激怒了总统，谢尔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层空间篮球赛”不感兴趣。（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己说这句话感到后悔。他写道：“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要保持镇静沉着姿态的愿望，但经过考虑后不得不承认，我的话似乎是在防止夸大上矫枉过正了。”）

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却无意把苏联的人造卫星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特雷弗·加德纳过去担任空军部长助理，曾一直设法调解各军种间关于由谁来执行美国的外层空间计划的争吵，现在他痛心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九项弹道导弹计划，竞相争夺大体上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专家，相同的机器和相同的公众注意。”电子学家和导弹弹体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外层空间探索计划的轻率态度。一个重要的国防定货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俄国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助理说，他真想“绞死”预算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苏联成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有些国际法专家真的建议“乘现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赶快同俄国人取得和平协议。

民主党人非常愤慨是可以想见的。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要总统宣布“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己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看到了俄国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整个世界，是因为它善于筑路。后来——人类向海上发展后——英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有海船。现在共产党人己在外层空间建立了立足点。光是说明年我们将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上天，也许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后更挖苦说，“也许我们的卫星甚至还有镀铬的外壳——挡风玻璃上还有自动雨刷呢。”

这些话并不单纯是党派斗争性质的言论。每隔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为什么国家越来越软弱了。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0年春季，那时法国即将陷落，老一辈的人认为美国青年太热中于摇曳音乐，而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咔嚓声了。现在象那时一样，新闻界已惊醒过来。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时代》周刊说，“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走在别人头里，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那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快要出版。不论是他还是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路都不存什么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真是没有再这么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还没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会感激涕零，在这种心情的冲动下，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去找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击中了要害。”

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他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料。俄国的主要的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嘲笑他的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象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