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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易的独立地位了，但是他们的呼声都被压了下去。《生活》杂志盛赞妇女回到家庭去的群众性运动。《时代》杂志配合封面画，刊登了一篇关于市郊己婚妇女的特稿，说她们“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不愉快的理由。”卡尔·德格勒写道，实际情况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在内，对于男女平权思想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五十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己接近印度。二十年之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母亲增加了一倍。这种增加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尤其惊人；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养育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学生人口总数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之三十五）低于任何欧洲国家，也低于战前的美国大学（百分之四十）。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等不到毕业就退学了，而男生却有一半以上读到毕业。不少女生离开学校去担任仆役工作来资助留在大学里的丈夫：这种作法被称为取得“Ph。T。”学位（使丈夫完成学业）【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此处戏改为“Ph。T。”实是“Putting　HusbandThrough”（使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译者】。另一些女大学生退学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各校教务处发现女大学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末退学，是由于她们看到这里可挑选的对象已不多，想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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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暂住在莱维特镇、却无时不垂涎韦斯切斯特的雄心勃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合适的配偶是和爽朗的笑声，朴实的领带一样重要的。大公司开办训练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幸福》杂志通过个别访问，发现这些妻子，特别是年轻的，都赞成这种安排。她们感到怕羞的妇女应该多参加集体活动，但比男人还精明的妇女，就应该学会少开口。当时有几部电影把她们的处境加以戏剧化，“办公厅”和“女人世界”就是其中的两部。影片的主题都讲的是某公司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某一重要职务，聪明的妻子如何能够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这一职位，那就是：她知道穿合适的衣裳，布置合适的室内装饰，选择合适的陪客，上司来吃饭的时候给他吃最中意的菜。

在大公司里个人是无声无嗅的，这使得依之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独立性。他们自己生活没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经理部门看待被雇用人员不过是插在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负责人可以漫不经心地任意把它移来移去。每次调动就意味着同老友告别，另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在婚后二十六年中一共调了二十八次。流动性日益增大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一个现实。据阿特拉斯长途搬运公司说，目前一般公司经理平均一生之中要迁移十四次，合每两年半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重要，是终身定居一处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但是反之，教家庭的坐活完全建筑在内部的情感上，这情况却更为不妙。

郊区为满足新住户，真是万事供备。住在这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美国人的那种见到任何团体都想参加的冲动劲，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各种组织安排的集会把每天从早到晚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打桥牌、坎纳斯特牌、扑克牌的，玩滚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儿。照相、研究野禽、射击、刺绣、射箭、乒乓俱乐部，无不生意兴旺；而小学家长会、妇女选举人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1958午开始成立的约翰·伯奇协会亦复如此。

许多后来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便己开始学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先住处，更易于成为共和党人。从内地城市迁来具有社会进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个政党——就象他们抛弃掉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父母原都属于支持大党民主党的城市多数人。他们自己却不是了。现在他们既然爬了上来，就要把自己爬过的梯子推倒。战后欧洲工会组织扩大，造成了富有战斗性的，有阶级觉悟的庞大力量。这里却不一样；虽然现有一千八百万美国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但此辈对中产地位的渴望，而又易于得到满足，无非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新中间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对自由主义怀疑，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敌视，终于成为新保守势力。它随着罗斯福联盟的解体，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责是，压力太大。由于一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