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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反应堆，其规模和盟国科学家在芝加哥斯台格运动场一个废旧软地网球场所建反应堆差不多少。到了春天，就建成了一座原子烧炉，重水、铀块和石墨降速套都已具备。德国人在积累临界质量方面，进展很快。一批批的铀块每天都从图林根森林地带运来，卡尔·迪布纳博士在那里建立了第二座原子烧炉。应该说海森贝格和奥本海默在进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古茨密特主张把一切实验结果都保存下来，但阿尔索斯小组有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上校，却派了一个突击队去山洞里，命令他们破坏德国人的设备，这使古茨密特很是为难。但是派去部队还是个好主意，因为海森贝格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原想把铀块放在牛车的干草垛里偷运出去；而黑欣根农民原来根本不知道铀块是什么东西，但猜想必然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他们把其他的铀块偷了出来，现在都找回来了。过了不久，所有纳粹物理学家都给盟军监护起来，连那善于躲闪的海森贝格也不例外。古茨密特这时大喜过望。他对一位派出来当小组联络员的陆军少校说：“德国人没有原子弹，那不是太好了么？现在我们的原子弹也不必使用了。”少校面露诧异之色，回答说：“萨姆，你当然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武器，我们就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军官和科学家，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一旦制成原子弹，就投掷；另一派一想起要使用原子弹，就毛骨悚然。这种分歧不能都说成是军方和文职人员之间的分歧。比如说，爱德华·特勒就一直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但是最初主张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却是核物理学家。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已认为美国该和各国科学界分享这方面成就。在他们促请下，尼尔斯·博尔于1944年8月26日下午4时去见总统，就是讨论这一问题。找他去并不合适。他啰嗦得很，花了半个小时才谈到正题，而罗斯福的时间又非常宝贵。不管怎样，罗斯福并不同意博尔的意见，把他送走了事。于是博尔又去见丘吉尔。这位首相听了半小时以后，就厉声问介绍他来见的彻韦尔勋爵说：“他究竟谈的是什么呢？是谈政治，还是谈物理？”

事实上他谈的是二者兼而有之。许多科学家——可能是他们中间的多数——都认为：他们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对全人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作战是一回事，但和日本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人在1945年在理论物理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那么先进。反对派认为，既然日本人自己制造不了原子弹，那么用原子弹来对付他们就绝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就把政治和物理，都提高到科学的治国才能的水平。这个问题没有先例可援。这时太平洋上战事方酣，也显然不宜对这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这方面的敌人当时曾平白无故地以毁灭性的空袭突然发动了战争。博尔见罗斯福没有结果，亚历山大·萨克斯又去见总统。他是总统的密友，在说服罗斯福方面较为有利。五年以前，就是他劝说总统开展这个耗费达20亿元的研究。现在他和博尔看法相同。于是，1944年12月，他到白宫去见总统。据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但内容不详。罗斯福去世以后，萨克斯说当时罗斯福曾同意说：如果试验成功，就应请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参加，再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就使用原子弹可能引起的后果做出详细书面报告，让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传阅；同时应使敌人从指定区域撤出，然后，在显示炸弹的实际威力以后，再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不投降就加以消灭。

萨克斯在一年后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送去的这份记录，乃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没有罗斯福的签字，谈话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当时史汀生是陆军部长，他总把曼哈顿计划称做X计划，他也是总统这方面的联络员。但罗斯福却没有和他提及此事。当然，萨克斯为人正直，不会凭空编造。但总统最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讲他们觉得中听的话；但又留有余地，恰好避不承担责任——比如假设一些前提，或者巧妙地使用虚拟语气等等。在这次谈话中，他可能对这问题还是举棋不定。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非到万不得已，很少做出决定。萨克斯的记录似乎不如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为可信。那一次是罗斯福和陆军部长最后一次讨论X计划。史汀生写道：“我和他讨论，如果原子弹实际可用，对战后控制原子弹研制，现在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由当前掌握原子弹的国家，实行秘密的、不让他国参与的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应根据科学自由的原则，由国际共同控制。我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