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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性从政。“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憧憬于权力。”［17］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的关于威尼斯商人的论述，也适用于浙江私营企业主。只是后者中鲜有人对政治民主，有着非分的向往。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末次，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楼忠福他们的内心，是个什么样的境地？那个被视为达到私营企业主从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楼像豪侠爽达俊朗，徐似文生谨言慎行，性格各异，都有重情义的共同点，他们都着眼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生活细节中，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们的儒家风范。徐冠巨的秘书是个有几丝白发的小伙子，传给他家业的父亲退休后做了自己企业的艺术团团长，说唱表演的曲目　多为传统的忠孝仁义戏，他的母亲年近古稀还在饲养家禽，喜欢感谢来公司谋事的人“帮助我们家冠巨”。

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外逃女贪官杨秀珠被国际刑警在荷兰抓获的时候，一个温州文化人并不认为她被引渡后会像瓜藤似地牵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温州人重信誉，送人钱物，一般不会轻易招供。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觉得，谨慎是我们面对浙江的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可以向现实妥协，但不能放弃底线和原则，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民主的腐败”。我们不可以无视“拉美化之忧”的警语，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政治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

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200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18］。预计，2010年浙江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19］。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2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到“加速成长阶段”的转折点。

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浙江，的确光辉灿烂。但美丽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逼近国际公认警戒线的的基尼系数。在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状，给未来的民主改革，预留了难以逆料的麻烦。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0）

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当代“包身工”的故事，也从未绝迹。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重庆农妇熊德明，映射着总理的光环，被30余记者和律师簇拥着，去温州龙湾区，为家乡民工追讨矽肺病伤残补偿费。地方政府对这个因为总理而出名的农妇充满了敬畏，却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泪。她首先为伤残四级的表弟讨赔，终局是他们只得到国家规定的17万元中的3万元。而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绩。

环境问题将在GDP越过2000美元界限时得到重视的国际经验，亦未阻止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律师化装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调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摇货郎鼓的手，不仅将义乌小商品散发到全球，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义乌“321销售假药案”。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彻底删除。

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