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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

“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罪犯，一口咬死也不解恨。可是，”她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党制定了各项政策，我相信它，我执行它，为了这个事业的利益，我可以永远不提我个人的冤仇。”

她表示的是宽恕！

这是使几百名日本战犯顿时变成目瞪口呆的宽恕，这是使他们流下羞愧悔恨眼泪的宽恕。他们激动地哭泣着，在她面前跪倒，要求中国政府给他们惩罚，因为这种宽恕不是一般的宽恕。

一个普通的青年妇女，能有如此巨大的气度，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亲身遇到了还有更难以想像的事。假定说，方素荣由于是个共产党员、工作干部，她的职务让她必须如此（这本来就是够难于理解的），那么台山堡农村的普通农民，又是由于什么呢？

台山堡是抚顺郊区一个农业社的所在地。第二天早晨，在去这个农业社的路上，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想着检举材料上那些农民的控诉，想象着怀着深仇的农民将如何对待我。我肯定方素荣对战犯所做到的事，“无知”而“粗野”的农民是决做不到的。昨天在抚顺矿区曾遇到一些工人和工人家属，对我们没有什么“粗野”的举动，甚至于当我们走进一幢大楼，参观工人宿舍时，还有一位老太太像待客人似地想把我让进地板擦得甑亮的屋子。我当时想，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知道了的话，这些文明礼貌就全不会有了。昨天参观工人养老院时，所方让我们分头访问老人们。这都是当了一辈子矿工或者因工伤残废被日本人从矿里踢了出来的人，他们无依无靠，流浪街头，支持到抚顺解放时，只剩了一口气。人民政府一成立，就抢救了他们，用从前日本人的豪华旅店改做这个养老院，让他们安度晚年。他们每天下棋、养花、看报，按自己的兴趣进行各项文娱活动。我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位老人，向我们谈了他一生的遭遇，那等于一篇充满血泪和仇恨的控诉书。听他说的伪满政权下矿工们的苦难，我一面感到羞耻，一面感到害怕。我生怕他把我认了出来，因此一直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我当时曾注意到，老人的这间小屋的墙上，没有工人宿舍里的那些男女老少的照片，只有一张毛主席的像。显然，老人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即使有，也不会比这张相片上的人对他更亲。但是毛主席的改造罪犯的政策，在他心里能通得过吗？至少他不会同意宽大那些汉奸吧？

在第一天的参观中，每逢遇到人多的地方，我总是尽量低着头。我发现并非是我一人如此，整个的参观行列中，没有一名犯人是敢大声出气的。在抚顺曾督工修造日本神庙的大下巴，更是面如死灰，始终挤到行列中心，尽量藏在别人身后。我们到达台山堡的时候，简直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脸来的。我们就是这样不安地听了农业社主任给我们讲的农业社的历史与现况，然后，又随着他看了新式农具、养鸡场、蔬菜暖房、牲口棚、仓库等处。我们一路上看到的人不多，许多社员都在田间劳动。在参观的几处地方遇到的人，态度都很和善，有的人还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向我们打招呼。我庆幸着人们都没把我认出来，心里祝愿能永远如此。但是到最后，当我访问一家社员时，我就再也无法隐藏我自己了。

我同几个伙伴访问的这家姓刘，一共五口人，老夫妇俩参加农业劳动，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二儿子读中学，女儿在水电站工作。我们去的时候只有刘大娘一个人在家。她正在做饭，看见社干部领着我们进来，忙着解下围裙，把我们让进了新洋灰顶的北房。她像对待真正的客人似的，按东北的风俗让我们进了里间，坐上炕头。我坐在炕边上，紧靠着西墙根一个躺柜，柜面上摆着带有玻璃罩的马蹄表，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

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没有告诉刘大娘我们是什么人，只是对她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刘大娘不擅长词令，但是从她断续而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的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的别提，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