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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深知在松潘高原上作战的艰难，当年清军统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大量使用川陕一带适应本地气候的绿营作战，而胡宗南手上多半是新从东南地区和北京调来的部队，高地恶劣气候成了部队最大的天敌，这令胡宗南烦恼不已。另一个胡宗南不愿意承认的缺憾，是他其实缺乏驾驭大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在高原上的大军作战会使经验丰富的老将畏怯，何况胡宗南从来没有这种实战经验，所以他选择消

红军走过的雪山。极围堵的策略也是不得已为之。他将大军沿松潘、岷江一直到上下包座展开，占领每一个可以离开高原的隘口，并向毛儿盖伸出一个前进基地，试图构成一道完整的封锁线。

翻过了小雪山，张灵甫奉命于岷江以西布防，即使在这一地区，他与他的部下官兵的境遇也不见得能比在雪山上好过多少，部队还是遇到与年羹尧当年屯兵松潘时一模一样的问题：缺粮。

胡宗南的封锁线由于准备仓促，严重的粮食问题早在大军集结碧口时就已经发生，当大部队在松潘地区撒网般散开，补给线拉得更长，缺粮的情况就愈加严重。松潘地区多产青稞，外地人不能适应这种寒性的食物，许多人吃了会腹泻，因此军队一部分补给所需的粮食只好从离开松潘四五百里外的四川江油、清平、平武等地雇挑夫人力输送，扣除沿途十几天的损耗，每个挑夫一次能送到松潘的粮食平均只得七八十斤，根本不足以维持大部队的供给需求，官兵普遍处于半饥饿状态。

李炳藻回忆说：“胡宗南玩弄了一个欺骗官兵的花招，下命令道：‘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说到挑米的民夫，更是苦不堪言。白天挑重爬山，食不饱腹，夜晚没有被盖御寒（穷苦旅店没有被盖，只有用山条编成的山芭，在芭上铺一层小草作为被盖），病倒者比比皆是。死了的扔到山洞里喂狼，病重的脖颈和腿弯间用麻绳兜住，像抬猪一样抬着走。这种惨状真是亘古未闻。”　李炳藻《在川北松潘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

非常的时期就会有非常的手段，有些搞粮食的创意实在是别开生面。阿坝在当地是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第1师派人去向当地土司买粮食，被派的是一个叫谢义锋的营长，他是张灵甫在黄埔四期的同学；与张灵甫一样长得高大英俊，能骑善射，但是他还有一本正经不善交际的张灵甫所不擅长的本领：会跳舞，会讨女人喜欢，是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谢义锋到阿坝后吃了阿坝土司的闭门羹，为了完成找粮任务，他居然使出美男计，诱惑了当地土司的女儿。土司的女儿很热情地为情人指点如何打通关节，使谢营长顺利完成了采购重任。阿坝土司不久之后亲自到松潘见胡宗南，疏解了胡部的粮荒。也许因为这一功劳，战后不久谢义锋被升为团长，接替后来因获罪而被解职的张灵甫的位置。

1935年8月底，红军越过大草地北上，并在包座歼灭守军及援军第49师。第49师的大量溃兵向碧口涌来，当地驻军本来已经在缺粮中自顾不暇，根本不去管这些友军的死活，败下来的伤病员境况及其凄惨。当时在碧口的目击者瞄写了所见的惨状：

“在松潘围堵的后期，国军已经筋疲力竭。从伍诚仁的败兵（笔者注：指第49师）到达碧口，市上就不断出现乞食的病兵，沿门讨饭，有些竟然倒毙在街心，胡宗南的留守处从不过问……约末农历六月，我从碧口回到县里，沿途看到死尸纵横，都穿着军衣，佩有符号。有些村落旁边狗一群一群地在那里争食，头面被啃的有骨无肉；军服和徽章仍赫然在眼。这样伤心惨目的状况被我亲眼看到，觉得古诗中‘鸟鸢啄人肠，衔飞挂枯枝’的景象，还没有这样惨凄。”韩定山《一九三五年胡宗南部在碧口阻截红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98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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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川西北的缠斗（7）

有后勤支援的国民党军尚且如此，在高原不毛之地上的红军的悲惨遭遇，比起国民党军更要艰难百倍。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卖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就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的对我说：“这是我

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