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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中央研究院，内部院屋，一座一座很多很大，住上了六十八个国大代表。在大会开幕前夕，胡适之带一大包信来，其中关于我的，他讲一位李夫人转给我，李夫人还在信件上注上一笔，说是“陈医生，见此信后即到胡适之先生书斋一谈。李太太”。那天晚上我正有应酬，回来已是十一时半，见了这封信就急急忙忙到胡适书斋去。

到了胡适书斋看见人头涌涌，都是在谈着被逼退让代表的事件。实在这件事情，不论讲法律，讲道德，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大家签了一张不公开的建议书，大意是说：退让代表，要照发证书，照发一切公费，自签退让文件，以平公愤。他们也叫我签了一个名，而且告诉我，这些退让代表到了南京之后，绝食已有四天，报纸虽曾发表，但语焉不详，只有一部分西报略有透露。所以在开幕第一天，一定要对这些绝食代表有所表示。胡适想到国大代表之中，有中医，有西医，也有护士，应该组织一个慰问团，去访问这些代表，为他们治病。希望我再约一位京沪中医同去，我就推荐了丁济万，胡适也同意了。

到了开幕那天，到场的代表两千多人，胡适担任临时主席，他态度镇定，说得一口纯正国语，处事层次井然，全场掌声如雷，当然他的声望也能震慑全场。这天蒋主席也出席，那时他也是代表之一，坐在第一行，接着上台演讲，会场的气氛，十分庄严隆重。

休息十分钟之后，便讨论正式主席团如何产生，顿时数十人举手要发言。胡适规定每人可以发言三分钟，依次登台各抒己见。不料意见纷纭，第一人发言，第二人就驳，第二人发言，第三人又驳，一时舌剑唇枪，纷乱到极。加上全场坐着的代表，合乎己意的拼命拍手，不合乎己意的嘘声大作，会场秩序为之大乱，而且要求延时讨论的条子，雪片般地送到秘书处。胡适一看情况不好，这时已到了下午五时的散会时间，于是他急中生智，就请于斌主教登台作紧急建议，说是“大光路国大代表招待所，有数十名退让代表绝食已久，我们应该派人去慰问一下”。此言一出，纷乱气氛就缓和下来，同时于主教宣读一张慰问代表名单，都是国大代表，由西医胡定安代表等三人、中医陈存仁等二人、护士代表华淑君等，即时前往慰问，于是胡适就乘机宣布散会，时已五时十分了。

我们一行代表坐了四辆汽车，飞驰大光路，那个地方荒僻得不得了，是在明故宫后面飞机场的旁边，那边的代表都是来自遥远省县，早已吃尽当光，衣衫褴褛，洪兰友先由汽车上搬下无数面包水果以及板鸭香肚等，原来绝食代表号称有一百几十人，实际只有八人留在南京，其余早已四散回乡了。他们纷纷诉说，他们都是依法选出的代表，所得选票极多，理已当选，不料党方坚决要他们退让，不合法不合理莫此为甚。于斌主教也表示愤怒，发言庄重，声若洪钟，各代表个个都泪下如雨。洪兰友便乘机每人致送饼干一盒，其实盒中就是公费。这些绝食代表，身体衰弱已极，于是就由中西医代表替他们检查诊视，胡适和于斌早退。三个人立刻输血，一个人打葡萄糖针，四个人只愿服中药。洪兰友托我要在夜间十时之前把八个人的病况给他一个报告，据说蒋主席等着要看。这八位代表的大名是杨翘新、连退庵、李化成、颜泽滋、周游、刘彬、黄谟、张敷。我仔细诊断完毕，写了一份诊断报告，交给洪兰友。后来这八个人，七人自行离去，一人疗养了较久。

胡适在第一天当大会主席的情况，十足表示他的才干，真是了不起！

孝顺父母 爱护妻儿

现在要讲其他问题了。早年《新青年》杂志出版后畅销各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一时全国上下为之骇然。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对这几篇文章，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大家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

但是胡适方二岁时，随同他的父亲胡铁花到台湾，四岁又跟了母亲回到安徽，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厦门逝世，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直到他六十三岁重临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胡适这种行径，实在是一个孝子。

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所以这些文章都可以见到胡适对母亲也是很孝的。

他从小由母亲的安排，与江冬秀女士订了婚。在出洋之前，他母亲主张先结婚后出洋，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