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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负责反颠覆工作，是个老资格的领导，当时已快退休。他一眼看出康韦尔很有天资，特别是特工人员所需要的那种极强的观察能力，于是劝他为情报机关工作，康韦尔竟也爽快地答应了。

（图片一只鹦鹅）

康韦尔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间谍都需要观察能力，他记得L·P·哈特利说过：“别把我单独留在你的书房里，否则我一定会看你的信件的。”康韦尔觉得自己不会做得那么过分，但他知道，作家脑子里负责观察和记忆的方式与用于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式完全相同。就像谍报工作需要敏税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一样，写作也需要这些东西。康韦尔早就认识到，一个出色的间谍是由脑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反应的敏捷性和能言善辩的本领所构成，而他在这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作家在构思小说情节时，恰恰需要的也是这几个方面。童年的家庭环境、学校的生活、伊顿的那段经历，特别是父亲罗尼，使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间谍世界”里。一次次地搬家，一次次地转学使康韦尔开始渴望探索宇宙的奥秘。假如他揭开了宇宙的奥秘，那他也就了解了隐藏在疯狂的世界背后的真实面目。正是这个疯狂的世界构成了他童年生活的背景。“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康韦尔的学生手册里有这样一句含有贬义的话语。但康韦尔认为，这个世界要比他们的美好。七岁那年他读了一篇由G·A·享蒂写的短篇小说《志愿兵奥斯卡·丹尼》，这篇主要描写一位勇敢的少年侦察员的故事，使他产生了在德国行刑队面前英勇就义的强烈愿望，几星期以后他对别人讲，他父亲在情报机构工作，并且补充说父亲目前正在接受训练，很快将被空降到德国。很难说七岁的康韦尔对罗尼真有一种直觉，但无疑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幻想。

康韦尔刚被奈特录用时，内心充满了期望。那时他已结婚，自认为已是成年人了。尽管他对自己的潜力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才能使他获得成功。他的思想偏左，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就是他愿意像他过去常常搜查父亲的抽屉和衣橱，寻找了解父亲神秘生活的线索那样，深入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潜意识，发现它的秘而不宣的动机。1986年3月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他说：“我渴望献身，我渴望发挥我所有的个性特点和才能。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是干不了大事的”。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所谓的情报专家，竟不理解想当特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秘密本身所具有的诱惑力，”以此作为高人一等的途径，作为超然于生活之上而不是参与生活的方法，作为逃避现实的场所，否则我们会视为畏途。它吸引的不是喜欢冒险的强者，而是我们这种没有秘密组织的帮助，一天也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夫。”

特殊使命

但一旦进了军情五处——后来又调到军情六处——所有的浪漫色彩都消失了。他发现“一群人互相询问神秘的世界在哪儿”。康韦尔是在情报机构内部因互不信任、互相欺骗而造成内耗的背景下涉足谍海的。他很快察觉到了同事中间存在着互相猜疑的情况。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诡秘地暗示，安东尼·布伦特是个叛徒，他的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康韦尔始终不相信罗杰·霍尔斯是个敌方间谍；确切地说，他不相信“他会是个工作不称职的人失败的小说家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便称他为叛徒，并利用轻信谣言的报刊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成功的小说家可能不受特务机关的欢迎，但他们比那些失败的小说家可靠”。

康韦尔直言相告，他在斯迈利三部曲中称之为“马戏团”的情报部门纯属虚构。而且康韦尔曾经呆过的那个庸俗不堪的军情五处，现在也已不存在了。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内部有一些人，也许为数还不少，是同性恋者，但这些事与康韦尔的背叛理论没有联系。这些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精英们控制着英国特务机关，康韦尔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构成的威胁很大。

1960年，戴维·康韦尔离开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工作。他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波恩使馆的二等秘书，后来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一些前情报人员透露，康韦尔去德国之前，在英国的一个谍报训练基地接受过强化训练，在那儿他从驾船无声登陆技术到最尖端的密码技术和显微照相技术，无所不学。很可能那次强化训练为康韦尔描写萨拉特——赫特福德郡的一个苗圃，在那儿“马戏团”的新人员接受训练，老特工人员接受任务——提供了素材。可是一到了德国，康韦尔发觉自己非常讨厌外交方面的社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