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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我很少出去，一直躲在出租屋里，早晨送完报纸后，我就回到出租屋，下午和夜晚不会迈出出租屋一步，我相信地老鼠和那些打手们一定就在城中村寻找我。

然而，今天又不能不去。

我戴上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袖着双手，佝偻着腰身，冒充成一个病人，我的腰间藏着一截短棍，顺着街角一步步走向村口。我的眼睛警觉地向四周观望，耳朵竖起很高，捕捉着周围的任何一丝声响。我想着，如果见到地老鼠，就先下手为强，抽出短棍砸在他的头上，让他没有出手的机会。

还好，我一路没有见到地老鼠，我顺利地来到了公交车站。

会议是在区政府的会议室举行的，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满了一个个中年男人，他们有的抽着香烟，有的翻看资料，每个人都显得很安静从容，又成竹在胸。这种场景我非常熟悉，以前在政府上班的时候，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在这种场合，大家都不会多说话，免得言多有失。久历官场的人都城府很深，老而弥坚，他们的心思别人是不能猜透的。这种场合的座位排列也是很有学问的，椭圆形面朝门口的那个弧形旁，坐的是官职最大的人，这个座位便于看到有谁走进走出，便于对所有人发号司令。而从这个弧形到另一个弧形的座位，则表示着官职的从大到小。

我知趣地坐在了另一个弧形的位置，这里背对门口，表示这是最末等的位置。

蓦然来到这间会议室，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在政府工作的日子，在漫长的难挨的会议中，我总是边听着枯燥乏味的讲话，边想着自己的心思。我手捧着资料，脸上是一副认真听讲的神情，而却早已心猿意马。那时候我非常讨厌开会，那些漫长的味同嚼蜡的会议。我还非常讨厌那种生活，戴着假面具迎来送往委曲求全的虚假生活。然而，经过了这两年曲折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我才觉得公务员生活实在太幸福了，没有生活压力，没有工作竞争，却有稳定的薪水，而且旱涝保收。

我想着，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离开，现在我也会坐在这张椭圆形桌子的另一边，穿着干干净净的品牌衣服，抽着不用花钱购买的高档香烟，做出一副高深莫测优裕自如的神情，脸庞保养很好，头发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染，走路挺胸凸肚……如果运气好，以后可以科级、处级、厅级……一级一级地升上去。然而，我放弃了这一切，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条荆棘密布的路，独自前行。现在，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可我还在大唿酣斗，至死不退，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我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是死亡。

那次会议有区政府的多个部门参加，烟草局、打假办、交通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局、街道办等等，还有这座城市几家报社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我以前写到过的时政记者，他们在前一天的夜晚，就会接到部门的会议通知，第二天和部门一起参加行动。行动结束后，他们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回到报社，把通稿捏巴捏巴，就变成了一篇新闻稿件。

这就是所谓的跑线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记者，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些全国知名的报社做记者，一定水平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文笔远远不如我，经历也远远不如我，只是他们的运气很好，他们大学一毕业就能进入知名报社，而我年近而立还是报社的发行员。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一切只能靠自己。

那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名记者，一名出色的记者。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坐在最末等座位上的人，他不仅仅是一名发行员，他的能力超过了他们所有人，他还会做一名最好的记者。

而这家清剿假烟窝点的活动，这几家报社的稿件都千篇一律，正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和加工通稿的写作方式，让我有了发挥的空间。他们衣冠楚楚斯斯文文地研究着拳术招式，每一招每一式都引经据典，而我是从山野阡陌间走出的粗莽大汉，胡乱打出的一拳，却能致对方于死地。

在那次会议上，我报告了自己这些天暗访的情况，并告诉了那家假烟窝点的准确地点。我看到那些记者抽着免费提供的香烟，散漫的眼神望着我，他们可能关心的只是这次红包给多少，并不关心我这些用辛苦和鲜血换来的新闻素材。

坐在椭圆形桌面弧形位置上，与我相对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宣布当晚就开始清剿假烟窝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区的副区长。

那天晚上，数百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在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