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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串过门儿，吃过饭，这在当时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领导大力提倡的。老陈出身贫农，又当过志愿军，堪称我们“结合”的首选人物。

后来，村里又传开另一种说法，说老眯子忒傻。头一件，她不该跟老陈发生关系，老陈有妻有子，岁数恐怕比她爹还大；再说了，就是有了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看看结果好了，领导把她调哪儿也无济于事，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早晚会传到她的新单位。将来谁还要娶她？她将来名声扫地，没脸见人，也怪不了谁，只能怪她自己不聪明。

事发之后，老陈也曾让村里的第一把手赵指导员盘问了一番，后来他就被调到基建队盖房子去了。有人见此便评说赵指导员袒护老陈，因他俩都是扬州人，是老乡。又有人不以为然，说你还能把老陈怎么着？在中国，一个臭农民你能怎么惩罚他？开除党籍？可他又不是党员；降级撤职？他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吊销城市户籍？也不可能；干脆开除国籍，哪个国家又会要他呢？正应了一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于是老眯子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后人们把她的闲话说腻了，她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也不给任何人写信，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匿迹销声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年之内，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红扑扑的脸蛋，粗手大脚，一个初长成人的妙龄姑娘。她飞红了脸在笑，开开心心的，我确实从来没见她哭过。

除了这场风波，另一件事也让我对打夜班颇为懊丧。此事起因极小：猪号没有闹钟。这对别人似无大碍，但对我来说，半夜3点让我醒来真比登天还难。

有时一睁眼发现已是红日当窗，这种睡过了头的惶恐我至今记忆犹新。结果所有猪圈都一塌糊涂，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顶下忍受着蚊子的袭击和臭气的熏蒸，数小时才能把猪圈都清干净。唉，这红着脸向同伴连连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说什么，他们的眼神却让我无地自容。这种场合，解释是于事无补的。

可是闹钟哪里是说买就能买得起的？当时，我一个月32元的工资得应付所有的日用开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来买衣服、鞋子、劳动手套、邮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纸卫生纸、蜡烛电池，再加几听令人绝难抗拒的水果罐头。这还不算，两年内我还得攒下至少30元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我掐指算算，10块钱一只的闹钟还是买不起。看来我得像别人一样不用闹钟自己醒。

日复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把自己训练得能在半夜3点准时醒来，就像有谁在我脑袋里装了一只看不见的魔钟。开始我对这一成就兴奋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尝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这只魔钟准在半夜3点把我闹醒。3年后我离开猪场下大田干活，可我不知怎样才能将此消息通知这永不停摆的魔钟。

又过了两年，我离开北大荒回父母身边读书，仍旧甩不掉这个该死的习惯；80年代，我发现即使远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边，这习惯仍像一个幽灵跟定了我。无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给我的这件推辞不掉的纪念。

多少次半夜醒来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乡”，恼得我掉眼泪。1973年我开始自学英文，这之前有整整7年时间我没摸过课本，当时我已经22岁了，重整学业对我殊非易事。我实在不愿夜里失眠，缺了觉我第二天准保头重脚轻，脑袋成了一桶浆糊。这种时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达成一笔交易：宁愿少活10年，只要有谁让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温旧事，尽管有着酸涩的无奈，却也觉得半夜3点醒来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梦回之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醒来前的梦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过的许多白日梦，我开始思考，我不会再遗忘。

在农场，白天干活干得晕头转向，几乎无暇回味梦境。晚上，我们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两张大通铺，各睡五人，中间隔条四五尺宽的走道。在这样的房间里要想点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梦醒时。

此刻周围没有警惕的眼睛和竖起的耳朵，我尽可以在夜色保护下们心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奶奶那样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是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还是骨子里极端反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为人民服务，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才有意义？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为了理想，我情愿作出哪些牺牲？又有什么是我几经反复才明白，即使为了父辈和我们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弃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