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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考察四种参数变化：财产权、契约法、声誉效应与不确定性。

离散组织结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参数变化需要以一种特殊方式引入。比较治理成本架构需要将参数变化刻画为改进（或未改进），而不是像惯常的最大化方法那样考察参数（工资率、税收、需求变化）的增减效应。它进一步受限于将这些改进集中于一种通用治理模式的需要。但是考察比较静态效应仍具有信息价值。

A�产权（Property　Rights）

产权经济学认为，经济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界定的方式。资产所有权尤其与产权定义相关。它包括三个要素：（a）使用该资产的权利……（b）从该资产中获得合理回报的权利……（c）改变该资产的形式和实质的权利（Furubotn和Pejovich；1974：4）。

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定义上。正如大家普遍认同的那样，产权的界定与执行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只有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Demsetz；1967）才会出现产权。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我关心的是一旦转让产权，它具有良好的安全特征的程度。相关的安全风险有两种：政府征用和商业（竞争对手、供应商、顾客）侵占。

政府征用（Governmental　expropriation）。　“可信承诺”（Williamson；1983）和“对安全性的期望”（Michelman；1967）等问题与政府征用相关。如果可以有效地一次性转让产权，以后也不会取消……尤其不会被战略性取消……就不会发生政府征用，企业和个人就会有信心投资于生产性资产，而不必担心刚获得的收益会被夺走。

然而，如果很容易重新转让产权，而且并非每次转让都会有补偿（可能因为补偿额太大），那么，在投资计算中就会有各种战略性的考虑。如果人们认为被征用是严重的风险，就会重新分配财富（做假、被转移、被消费掉），而不是投资于潜在的会被征用的资产。更为普遍的是，如果个人和团体经历过或目睹过财产被征用，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预料到将来他们也可能面临同样不利的状况，从而产生激励去对这一情形作出反应。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3）

Michelman（1967）关注符合成本效益的补偿，他认为如果补偿的代价高昂，如果受损的个人和关注此事的旁观者遭受的“败德成本”不高，那就没有必要补偿。如果预期“败德成本”很高，损失也容易确定，那就必须补偿。Michelman提出了进行此类计算的一系列标准。假如政府了解到这些利害关系，并“承诺”尊重这些标准，那人们会相信这样的承诺吗？这就提出了“可信承诺”问题。

作出承诺很容易，但可信承诺则另当别论。Kornai（1986：1705~1706）观察到：在匈牙利，工匠和小店主都担心政府没收，尽管“官方一再宣称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永久特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者，对于建立长期信誉或投资于长期固定资产并不感兴趣”（1986：1706）。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些人或他们的父辈都经历了40年代财产充公的时期”（Kornai；1986；p�1705）。

但原因不只如此。除了因为有过财产征用的历史，还因为直到1986年政府结构并未改变，仍是先发制人进行侵占。政府的声明只有经得起长期考验或伴随着可信的不会轻易取消的政治重组后才更加可信。正如一位波兰企业家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不想要昂贵的机器。如果局势改变，我会被它们缠住。”（Newman；1989；p�37）请注意，在这方面，“如果法律及实施处于一党制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法律的客观公正性难以保证”（Berman；1983；p�37）。如果制定法律的君主“不能随意地制定法律，并且除非他重新制定……依法制定……否则他会受到法律的约束”（Berman；1983：9），那么法律的可信性才会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经渗入政治过程的惯性，都有着可承诺的益处（North　和Weingast；1989）。

而这些并未体现在东欧和苏联身上，Mikhail　Gorbachev（建议美国公司迅速在苏联投资而不要观望等待）提议：“现在与我们一起奋斗，参与到我们伟大国家建设中的公司，有着美好的前景……而那些一味等待的公司将来仍然是旁观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