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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又一代代地堕落，最后，17世纪，在法国的修士联合300多名修士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谨最刻苦的一项修道院制度，他们终日的功课就是祈祷、静思、干活。除了与上帝对话，他们终生不开口说话。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没有休息，没有闲暇，没有退休，甚至死后也没棺木，白布一裹，默默地归于尘土。

他们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永远拒绝着世俗的文明、物质与侵蚀。他们把物质和人群弃绝得干净彻底，不主动传教，不主持民众的宗教礼仪，也不对自己进行宣传。就这么一辈子都不开口，在人群外默默地思考着。他们深深地知道，思考，永远不可能在物质的人群中推广。

神乐修道院就属于苦修派。

“你们为什么会来到中国？”白思茵问，“而且建在这里？”

“因为法国大革命。”杨荣开说，“雅各宾党人不能容忍任何一种不同的思想存在。苦修派几乎被雅各宾党人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逃到了瑞士，又开始了沉默和思考的生活。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纳我们生存的地方。早在明清时期，就有各派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的皇帝对基督教还算宽容，中国地域广大，满清的统治已经持续稳定了三百年，似乎完全能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一小块永远避开战乱的安宁所在。恰好此时，中国太行山区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献了太行山中一个叫杨家坪的大约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于是两位修士就从欧洲来到北京，到杨家坪区创建修道院。他们在太行山中艰难地攀行了三天，来到了一片满地石块、虎豹狼熊出没的荒野。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半年以后，又有三名法国修士到达，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他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苦修派修道院，名叫‘神慰’。”

“神慰修道院离北京只有三天，不应该是这里吧？”李澳中问。

“神乐和你一样，是个逃亡者。”杨荣开说，“世界上没有完全安宁的地方。1900年义和团攻击洋人洋教，曾经包围神慰修道院；再后来日本入侵，抓走了院里的修士。虽然后来被德国教会救了出来，但他们并不被任何一种政治势力理解和宽容，到了1947年，内战爆发，杨家坪神慰院被军队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大部分修士被残杀。诺德修士、亨特尔修士和蒙特莱修士以及几个中国修士侥幸生存下来，逃入了无边的深山。他们在深山中攀爬了一年，终于在这个野狼口又建了这座修道院。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一直到如今。”

“那么你是怎么来的？你不是一个博士吗？”白思茵问。

杨荣开苦笑：“正是踏上了学位的高峰，我才感到知识的无用。不就是创造各种物质，让人类更加离弃思考和精神么！我开始流浪，寻找解脱心中苦闷的地方。到了山西，我打算独自步行穿过太行山到郑州去，在深山中遇见了诺德院长。我便留下来思考。”

“你们不是不开口说话的吗？”李澳中问。

“也不是完全不说话。”杨荣开笑了，“只是不和自己人说话，相互间不做沟通，以避免堕落的思想蔓延，只是独自一个人面对上帝。这一条在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禁了。不过神乐的内部基本上还是不太交谈。”

3

第二天，修士们凌晨三点就起床了，早祷，干活。李澳中蒙眬中听见有几声羊叫，以为自己仍在荒山里逃亡。野山羊吃着可不多错。他翻起身抓住了火铳，这才发觉是在修道院。修士们不食荤，不近色，累得自己也得清淡寡欲。

他走到院子里，月光为院子铺上一层银辉，繁星在神秘的天宇间沉默。院子西北处有个羊圈，养了五六只奶羊，诺德院长正蹲在地上挤奶，羊咩咩地叫着，奶汁注进桶里。他们的饮食习惯看起来还改不了。

诺德院长看见了李澳中，忙站起来谦卑地鞠躬，却不说话。李澳中慌忙问好：“诺德院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诺德院长诚恳地点头。

李澳中知道他们不太习惯说话，只是那种无名的烦躁与迷茫一直在他心中奔腾，他很想找一个明白的答案。“我想问，你们不传教、不宣扬、不著书立说，终日在深山里沉默，思考得再深邃，又怎么救赎世人？你们的思考又有什么意义？”

诺德院长又挤起羊奶。他似乎思考了很久，说：“修士和传教士不同。救赎，那是他们的职责。自耶稣基督教降临至今，两千年了，教会曾经覆盖了整个大地，但结果呢？他们却在大地上腐烂了。所以我们就躲在一个最纯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