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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用人,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对方是不是黄埔系,二是看对方是不是浙江人。对自己的嫡系部属,蒋介石恩宠有加,常常委以重任。除非万不得已,蒋介石不会重用非嫡系的人。在用人方面,蒋介石有其独特的方法。在他看来,才学固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而对他忠诚却是第一标准。
阎锡山的用人规则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阎锡山当政时,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可见在晋系军阀中,阎锡山的五台老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阎锡山吸收人才限于山西,使人才的来源受到限制,因此,不能说是人才济济。阎老西拘于地域观念,大量使用为己所用的奴才,确实团结了一大批人,达到了树德立威、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也为山西政局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阎锡山善于提拔安排自己的心腹,这些心腹对他十分忠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隐居。山西被张学良接管,张学良对山西进行“整编缩军”。阎锡山召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部下到天津商讨“整编”方案。这些晋军将领虽然领受了张学良的命令,但又在暗地里接受了阎锡山的操纵和遥控。山西的一切变更,包括人事安排、确定政策等,都必须向阎锡山汇报后才能决定。1931年8月,阎锡山潜回山西后,晋军将领直接受其指挥,他与亲信定下计谋,终于驱逐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东山再起,重握山西大权。
阎锡山是民国年间少有的“不倒翁”,他之所以能屡挫屡起,除了善于运用政治权术外,其独特的用人方法起了很重要作用。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阉党猖獗,赌棍出身的魏忠贤独揽朝政。为了树立和巩固个人权威,魏忠贤一方面排斥异己,对朝中的官员来了一次大清洗,凡是他看着不顺眼的不附和他的人都一律罢免。同时大量安插亲信,把效忠于他的那些人都派上官职,就连早年和他一起赌博的相好的赌徒们都当上了朝廷命官,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布满了他的亲党。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到处兴风作浪。朝中正直保身之臣大都自动去职,贪恋禄位之吏亦相戒钳扣。为了根除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吏部尚书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仿照《水浒传》的人数编排了东林党人一百单八将的名单,献给魏忠贤。魏忠贤按名黜汰,朝廷为之半空。魏忠贤又把自己原有的旧党逐一提拔,把那些刚投靠来的新党逐一安排,里里外外全换成了他的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等人为之出谋划策,讲解起草诏书,时称“五虎”;武臣方面有田尔耕、许显纯等主掌武装杀戮之事,时称“五彪”;吏部有周应秋等人号称“十狗”。当时朝廷中受重用属魏忠贤一党的人,在社会上大都得到了此类封号。
这是高一层次直接统属于魏忠贤的。不仅如此,这些“虎”、“彪”、“狗”之下每人又有自己的小体系,各有孝子贤孙,虎儿、彪孩、狗崽比比皆是,布满朝廷。朝中简直要成个动物园了。这样从内阁六部直到各地总督、巡抚乃至于州县都是阉党之人,网络严密,盘根错节,势焰熏天。魏中贤的“威望”也空前提高,有些马屁精竟在各地替他建起了“生祠”,极力颂扬魏忠贤的所谓“功德”。魏忠贤的地位日益巩固。
魏忠贤固然属于一世奸雄,然而一个无才无德的无赖赌徒竟能左右天下,祸国殃民到这种地步,其结党营私、任人惟亲的手段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6世纪意大利的切萨雷博贾,为了成为他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继承人,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清除政敌。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甚至用十分卑恭的礼貌去消除政敌的猜疑,而在取得对方信任之后,却又无情地把他们统统绞死。中国明朝首辅申时行,也是一个玩弄笑里藏刀权术的高手。他平时装得宽大平和,有人得罪了他,也从不生气。但一旦时机成熟,他必定会毫不留情地打击得罪过他的人。
可见,笑里藏刀的笑是一种伪装的手段,目的是为了“藏刀”,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图穷匕见”。运用这一权术的人,往往在“笑”字上下功夫。
表面装作宽厚仁慈的样子,和某下属打得火热,等掌握了对方的“实底”,抓住对方“把柄”,再突然翻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撤换。
如今,时代不同了。“官念”必须变,应变权术也应脱胎换骨,不应再以权谋私,而应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
人民群众从现实社会和个人体验中总结出三种官莫做,以供官者参考,引以为戒,忍住官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