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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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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