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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断定名，只不过是加深混乱而已。因此，作者在这里和在本书各处，不得不采用当时的习惯用法。】赖以为生的，就是对共产主义作含混其词的解释。对他们来说，任何人要把他们青年时代就熟悉的世界改变一下，就是个可疑分子。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在新政派身上贴上赤党标签，不掉下来，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把中间偏左的东西全部否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这个忠诚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处理的一切事情一样，所谓《美亚》杂志的案件搞得一团糟。这是一份享有声誉的学术性刊物。1945年初，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研究人员，在翻阅这杂志1月26日那期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载有一些情报，来源于战略情报局的内部报告，有些还是原文引用。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战略情报局也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几乎所有公文一般都盖上“机密”的图章，包括这次在内，这是国务院前一时期对美国驻中国记者所作的无关重要的简况介绍。尽管这样，战略情报局一个横暴的官员突然搜查《美亚》杂志的办公室，又搜出了另一些所谓“机密”材料：如关于若干省份的水稻产量、地面水位、畜牧数字的报告等。但是大陪审团拒绝对任何人起诉，司法部的官司就打不起来。可是那些要把《美亚》杂志案起诉的人们决不会就此罢手的。有人提出这是叛国大罪，而这些保密资料又是有关中国的，从以后来看，这似乎预示凶兆。

那个“无所作为”的第八十届国会对民主党为害之大，当时谁都没有真正认识。共和党控制国会以后，它的头头们策划迸行一些重要的忠诚调查，为数不下三十五次。《美亚》杂志事件搞到舆论沸腾，杜鲁门也为之忐忑不安。1946年末，他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可能会出现的对国内安全威胁问题。1947年3月21日，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他发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调查方案》。但是，人们还是议论纷纷。国务院没办法，同意众议院的调查人员来检查有关人事档案，这是很失策的。领导调查的人是个共和党人和坚决反共分子，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叫罗伯特·E·李【与美国内战时南部名将同名。——译者】。李把一百零八名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在国务院服务的人的档案带走。档案内容完全未经审查，包括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未经核实的提法，恶意中伤的闲言蜚语和后来证明是伪造的材料等等。有些连材料来源也还没有注明。另一些材料则往往反映罗伯特·李的小组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个工会领袖仅仅因为他搞罢工那个厂的厂主提出指控就被列为共产党人。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另一个众院小组又要国务院把李提出的名单根据新的情况补充一下。国务院回答说，原有的一百零八名中，现仍在职的只有五十七人。于是，这份名单和有关卷宗又回到档案架上，不了了之。但是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后来又再会有人提到的。

1948年初，众院又有一个委员会向联邦政府要全国标准量具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就声称他对共和党这样查根问底感到厌烦透了。3月13日，他指示所有政府机关把人事档案作为绝密材料保管，对国会提出任何要求或传讯都予以拒绝。不顾上下文内容，从档案中抽出个别章节，使政府无从辩白，无形中助长了这种诽谤。这使总统的处境十分难堪。但杜鲁门的指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在坚决反共分子既然没有官方材料和他们对证，更加不负责任乱说了。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就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共产党阴谋之所以层出不穷”，民主党应负其责。民主党领袖人物竭力否认，但是有些民主党后座议员也和共和党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说，在雅尔塔，“重病缠身”的罗斯福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意见，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路要地“给了”苏联。他说，政府曾试图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联合。杜鲁门总统对待蒋夫人，如果不是“轻视”，也是“很冷淡”。国务院由于听信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之类的顾问的意见，把美国战时的收获都糟踏掉了。肯尼迪得出结论说，“中国悲剧的经过就是如此，而我们曾为了保护它的自由而战斗过的。美国青年人辛苦得来的果实，却被我们外交家和总统浪费掉了。”

肯尼迪曾一度和坚决反共分子走在一起，这个事实早已被人忘却了，这可能和他后来的历史有关。其他争论中国问题的人则更加有煽动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这个坚决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