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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第四部分

第55节小插曲

一个小插曲

春光虽好，我自己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我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有一天，我正在向门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门供贴大字报之用临时搭起的席棚上贴出了很多张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有的教员还在江西鲤鱼洲没有回来。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我原来想不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统”的窄狭的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大字报。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对我来的：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稍微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我哪里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革命”组织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是驴唇对不上马嘴。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这一次我却笑不起来。几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时，我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次我连哼都哼不起来了。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东语系的革委会和军工宣队是怎样考虑的。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更滑稽的还在后面哩。全国上下大声嚷嚷了一阵五·一六，北大井冈山的一位头领公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是最后却忽然销声匿迹，—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一幕闹剧

不管人世风云如何变幻，“文化大革命”浪涛怎样激荡，时间还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流驶。转瞬之间，“文化大革命”好像高潮已过，有要结束的样子了。虽然说“乱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主要是乱了自己，还是以不乱为好。现在是要拨乱恢复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居然主持党支部的工作，实在有点太“那个”了。

要想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首先要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根据什么法令，所有的党员（四人帮等当然除外）都失去了组织。现在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才能恢复组织生活。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那一位非党的工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出一个，当做标兵，演一出恢复组织生活的开场戏，期在一举通过，马到成功，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个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党性强。具此二标准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谨慎的筛选，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属兼贫下中农的姓马的党员中了标，他是我作为系主任兼导师精心选择留下当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现在，我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正好成了他的党性的试金石。具备这两个条件，又有这样“亮相”的机会的，东语系并无第二人。谁敢说这不是天生的“佳选”呢？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同东语系全系的留校师生被召到学一食堂里去开会，每人自带木板小凳。空荡荡的食堂里，饭桌被推到旁边去，腾出来的空地上，摆满了小木板凳子，我们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几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不少的东西。我仔细一瞧，有毛料衣服和裤子，有收音机（当时收音机还不像今天这样多，算是珍贵稀有的东西），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跟在“革命群众”的后面，还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闲心去一件件地仔细瞅。我只觉得，这颇像一个旧品展销义卖会。可是在这些东西旁边，有几本用很粗糙的纸张油印成本的讲义，我最初还不知道是什么讲义；也不知道这样粗糙的道具为什么竟能同颇为漂亮的西装裤子摆在一起。对所有的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们在今天第一个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会上会起什么作用。我满腹疑团坐在那里，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

人到齐了，时间到了。主席宣布开会。他先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做法，然后就让这位选中的标兵发言，或讲话，或“检讨”，反正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