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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过人肩，低的离地也就半尺。红木圆凳的式样非常可爱，摆在那里就像一家八姐妹。

天寿很快就沉迷在这浓重的闺房气息之中，也很快就知道了这八姐妹一般可爱的红木凳的用途。

一进屋天寿就被大姐姐安排在圆桌边喝茶吃瓜子花生，又叫英兰坐在第二矮的红木凳上，她从妆台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瓶子、罐子、盒子中取出一个青花瓷的美人肩小瓶，倒出一些油液在小碟中，自己坐上第二高的红木凳，用一把小刷子蘸着油液仔细地在英兰打开了的头发上慢慢地刷。她们俩都对着镜子，先还说着头发保养、驻颜术的事，渐渐地媚兰问起这十多年家中的变化。天寿发现这间梳妆屋的南边和花厅相连，也是轩窗外一道临水长廊，便煞有介事地像士子一般转身去欣赏窗外的合欢花和池上涟漪，但总忍不住回头看，忍不住想跟她们一起，也打开自己的头发，也涂上那些香喷喷的油膏，自己的头发一定比她们更黑更亮更柔软光滑也更美……两个姐姐的知心话一句不落地传到他耳边，英兰正在絮絮低语，不住地叹息。她和母亲离广州回江都以后的经历，天寿多次问她她总没有说明，不由天寿不竖起耳朵仔细听。

英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像媚兰那样违逆父亲，离家出走。

她十五岁那年曾经受聘，男方是广州梨园行一位著名乐师的独子。不幸那人早早染上鸦片瘾，青春年华便送掉了性命，英兰于是成了望门寡。梨园行的节烈原本不像诗书人家那般严酷，但英兰却不肯再嫁，宁愿侍奉父母做养老闺女。后来眼看着父亲又陷进鸦片的深渊，英兰深恶痛绝，才敢于撺掇母亲一走了之。

母女说是回老家，其实老家没有人肯接纳她们。老家没有她们的田产房屋，族中也不认她们这些沦为下贱的戏子人家；受尽冷落和白眼之后，母女俩在扬州城边开了个小小豆浆铺，靠着英兰自幼练就的本领和母女俩的辛苦，不久就在城关一带小有名气，足以维持日常生活。

好景不长，母亲多年操劳，加上那一场家变带来的气怒交加，心力交瘁，又时常想起家，想起天寿，便坐下了病根儿。到扬州定居的头一年，还能帮着英兰在铺子里打点，不时揽些针线活儿补贴家用，第二年春天犯病，从此就没有起过床。英兰要照顾铺子又要照顾母亲，忙得不可开交，到老人病体日重一日不能离人的时候，只好把铺子歇了。为母亲请医抓药，把母女俩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积攒的钱花得一干二净，再搭上女人们最心爱的首饰头面等物，母亲却仍是救不回来……�这样，当母亲枯瘦如柴的脸上只剩下一双眼睛还有些微生气，当母亲用这双眼睛最后留恋万分地看着英兰再说不出话的时候，英兰不但欲哭无泪，也已经一贫如洗了。

母亲一辈子活得不容易，总不能让她老人家给一领破席卷到乱坟岗子上去吧！英兰抚尸痛哭之际，不只是舍不下母女情分，也为母亲的后事愁得没法办。安葬母亲，得买坟地，得买棺材，再简单也得有个葬礼，这都要钱哪！……英兰豁出去了，决意效仿二十四孝中那些流传千古的孝子孝女——卖身葬母！

撕白布做了一面长方旗，使最浓的墨，用她最喜爱也最拿手的颜体，写了四个大字：卖身葬母；又在一张白麻纸上细细写明母死无钱安葬的缘由，吁请仁人君子援之以手，情愿做奴为婢以为抵偿。她选择了最热闹的南关码头，紧挨着乡下人插标卖自家孩儿的那处地方，长方旗挑上竹竿插在身后，白麻纸诉状铺在面前，她自己就静静地跪在那里。

她一直低着头，看着各种各样的脚川流不息地走过：光脚不穿鞋的和穿草鞋的，穿破旧鞋和穿双梁鞋、牛鼻鞋、云头鞋、尖口鞋、圆口鞋的，穿马皮靴、牛皮靴和穿粉底青面缎朝靴的，还有精工刺绣的各种金莲小鞋，高腰矮腰、高底平底，甚至还见到几双满人妇女天足穿的花盆底绣鞋……她从没想到过，人世间有这么多不同的脚、不同的鞋、不同的走路姿态，看得她头昏眼花。可惜，放慢脚步、肯停下来的不多，肯停在她跟前的更少。曾有一个衣饰华美、说不清年龄的女子站下，托起她的下巴颏看了看，摇摇头，转向另一处，与那个卖十岁女孩儿的汉子搭上了生意。还有一个管家婆模样的女人来问话，听说她只肯为奴三五年，也就摇头离去了。

直到第三天，当一双穿乌黑的马皮软靴的男人的大脚在面前稳稳站定的时候，她竟心慌气短，又是害怕又是企盼。男人的大脚迟迟不动，也不做声，似在仔细观看白麻纸诉状，好一会儿，才听得一个极低极厚重的声音嗡嗡地响过来，她被震得簌簌发颤。那声音说：“卖身葬母。是一位孝女了。这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