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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样。

她问我：“合适吗？”还就地转了一圈。

我笑了，说真好看。

她说：“真的？”

我点点头。

她又问：“我在哪间睡？”

我用手指给她，说被褥都是干净的。

她想了想，又问：“你不来吗？”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习惯一个人睡。”

她长久地注视着我，目光十分复杂，然后快步走到我身边坐下，用双手搂着我的脖子，问：

“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浴衣对于她来说本来就肥大，此时袖子已褪到了肩膀，两条丰腴的胳膊环绕着我的脖颈，更要命的是浴衣的腰带已经松落，她美丽的乳房和白嫩的腹部尽在我眼前。

她感觉到了我的身体反应，笑了，用手摸着说：“我还以为你有毛病呢，现在你更得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了。”她一边说，一边跨坐在我的腿上，浴衣早已滑落，就那样赤裸裸的，我可以闻到浓郁的肉香。我艰难地把头扭向一边，因为她那丰满的乳房已经贴在了我的脸上。

她在我耳边急促地呢喃：“来吧，我不漂亮吗？我的下面都湿了。”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本能，说：“你漂亮，你是布拉格最漂亮的女人，我只是想和你能保持一种纯洁的友谊。

她仔细地审视着我的眼睛。

我问：“你不相信我的话？”

她松开了我，说：“其实我也希望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个纯洁的朋友和一段纯洁的友谊，只是我以为这样对你不公平。那我睡觉去了？”

我点点头。

她拣起睡衣，却并不穿上，只是在手里拿着，就那样裸体走到她的门口。

看着她那翘翘的圆圆的屁股，我一阵眼晕。

在门口她又回过头来扑哧笑了：谁会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没在一个床上睡觉？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Goodevening！”

她轻盈地去了。

早晨我醒来时，她已不在。

两年匆匆过去了，我们经常在电话里交谈，也见过几次面。我知道她生意做得非常好，手里握着大把的客户，着实赚了些钱。我劝她找个人嫁了，或者正式的同居，安安定定地过日子。她说嫁谁？和谁同居？是你吗？是你我就愿意，可你又不要我，还讲什么？天涯漂泊我无家，早想开了。

我苦笑。

有一天晚上，她又打来电话。这次不是漫无边际地瞎侃，她上来就问我对捷克市场的看法。我们俩都一致认为这里既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做长。然后她说：“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挪个地儿呢？”

“能去哪儿呢？”我反问。

“我倒有个好地儿，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吗？”

“哪个国家？”我问。

“暂时保密。不是不相信你，是你身边儿人太多。”她娇嗔地说。

“好吧，走的时候记着来找我就行。”我其实也是开玩笑。

她没来找我。

倒是陶川出狱了，在满世界找她。

她不见了，如同水滴蒸发。

第三十二章　黎海民驾到

1996年的波希米亚有一个多雪的冬天。

12月21日一大早，我开着车一路打滑象蜗牛一样在雪地里慢慢爬到了布拉格机场，——我的朋友黎海民今天要从雅典飞来。

我几乎一夜未睡。

他昨天从希腊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他乘的航班号码和到达时间——早上7点25分。我的车子化油器好像不大好，天一冷就不好好着车。按这两天的温度，我要是早晨醒来再去着车，肯定走不了。怕误事儿，我就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隔两三个钟头去着一下车，哪里还能睡觉？

黎海民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共同度过了“文革”的悲惨岁月。他年龄已经不小了，大约长我八九岁的样子——文革前一年就考上大学了嘛。他家本来在北京，他的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干部，大学文化，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被一位中央领导人看中，调去做了秘书。不幸得很，那位领导人在50年代党内残酷斗争中倒了台，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上一个跟头栽到底儿，文革一开始又锒铛入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株连九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更何况秘书这样的幕僚了。黎海民的父亲被连降六级，发配到我们这个边疆大省做了一名小干部。按说日子也安稳，此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