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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福建人怎么样？”我问。

“不怕你笑话，”她迟疑了一下，说，“你也在外边儿小十年了，外边儿的事儿都清楚。那福建人没文化，可有老婆，还不止一个。我能说什么呢？我问佩瑶你是咋想的？她说我啥都不想，就想赚钱。我试探她，问他有没有和老婆离婚的打算？佩瑶说‘这你怎么能问我呢？得问他呀。再说了，他离不离婚关我啥事儿？’你说这还叫个话吗？不关她的事，倒好像关我的事了。这佩瑶是个孝顺孩子，看我不开心，就跟我说，‘妈你就别瞎操心了，他离婚我也不能嫁他，他不离婚我也不能和他分开，这道理你怎么不懂呀？’还算不错，他经常往南斯拉夫发点货，利润对半分。刚去南斯拉夫时钱不够用，他也帮助了一些。隔一两个月他去一次，呆个十天八天的，看看销售情况，考察考察市场。唉，真是斯文扫地呀。话本小说上不是常有这么两句吗？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

她要回南斯拉夫了，我送她去机场，把一包东西交给她，说：“全是吃的，昨天国内来人捎来的。都是什么话梅、应子、牛肉干儿，给纳纳和佩瑶吃。里面有我的新手机号码，告诉佩瑶有事来电话。”

这期间，黄文玉那里连续发生了两件对她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变。

第一件是她的哥哥黄文渝在上海病逝。

那时，黄文玉已正式和老申同居。她曾要我为她预测一下这件事情的结局，并告诉我老申在无锡既有老婆又有孩子，而她却是头一次。说到这里，她羞怯地低下了细长的头。我不禁一笑，想起那位刻薄朋友的话来。

老申不仅是好吃懒做，而是什么也不做。几年来都是这样。以前还有条来钱的路：有个香港来的骗子叫丹尼·陈，与老申很熟。这位丹尼·陈几乎骗遍了布拉格所有与其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老申，至今还欠着他20多万克郎。丹尼·陈花钱买通了他所在小城的警察，可以为那些黑在捷克或因为违法犯罪被取消居留权的中国人办理绿卡。老申便做这样的生意，他认识许多作奸犯科之流，因此生意还不错。

可惜好景总是不长——丹尼·陈嫌骗中国人利润低，就去骗捷克海关。不料东窗事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海关官员一同锒铛入狱。老申不但顿时断了生计，更要命的是还有几本护照在丹尼·陈手里。护照主人天天追着老申要，把老申弄得鸡飞狗跳。

要按黄文玉以前的标准，绝对不会看上老申这样推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没长进男人。小小的个子，一脸皱纹，满嘴黄牙，看着都难受。她以前喜欢另一个上海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初来布拉格时曾和黄文玉在一个市场里练过摊儿，后来他去捷克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城市开了一家商店，有时到布拉格上货，便到黄文玉这里坐坐。亲不亲，故乡人嘛。

每逢小伙子要来，总是头一天晚上先打来电话。于是黄文玉便开始精心准备饭菜——她平时是极简单的，经常是一个面包一杯牛奶完事。但小伙子来就不能简单，她去买鱼买菜买蹄膀，使出浑身解数，做一桌地道的上海本帮菜。然后开始捯饬，涂口红、描眉毛、擦胭脂、画眼圈、染睫毛不把自己彻底弄成个恐怖分子不住手。小伙子除了惊愕一下也就不大在意了，说上一顿家乡话，吃上一顿家乡饭，开车就走——城市在二百公里以外呢。

黄文玉不知道为什么就坚定地认为小伙子和她是郎情妾意，仅仅是心照不宣而已，而小伙子的每次到来，都可能是来宣布心照的。因此从一接电话便开始生机勃勃，仿佛是一株刚被浇了粪的喇叭花，灿烂在朝阳之下。

但小伙子每次都没有宣布心照，说走就走。于是黄文玉便细细回忆他此番的一颦一笑一句欲言又止的话一个四目遭遇时仓皇遁去的眼神

喇叭花萎成了一片枯叶。

三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小伙子又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到布拉格来，但不是来上货，是要回国。而且，走之前有话要对她说。

黄文玉激动得一夜未合眼。

小伙子来了，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要回上海结婚了！

他匆匆赶往机场。

黄文玉把一张工笔画般精心勾勒的脸哭成一片狼藉！

以后，她还有过一两次感情投入。但对方或是不理不睬，全无反应，或是虚与委蛇，不接话头。黄文玉恨得牙根儿痒痒，她断定男人都是伪君子，是她的美震撼了他们卑贱的心灵，他们自惭形秽，便在她面前装圣人装傻瓜，或者他们干脆就是性无能患者。想到这里，黄文玉才心潮稍平，长长地呼出一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