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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上飞驰，我们有说有笑。有一次她竟然说真希望和我就这样开车一路走下去，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回布拉格。

我说：“你傻了吧？”

她看着我说：“傻一点不好吗？”

我自知不敌，赶紧躲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有一次从布尔诺回布拉格，走着走着她突然“呀”的叫了一声。我忙问：“怎么啦？”她脸红了一下，说没事儿。

又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片森林，她说：“田力你停一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子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子便不见了。

我无意中瞥一眼她的座位，发现座套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花。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入车流之中。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口，说：“你采的这些花儿真漂亮，知道名字吗？”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子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根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子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纳了半天闷儿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司徒阳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出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阳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缝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出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进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捏了一把汗。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阳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子，便告诉了他。他说这算什么？他光在卡西诺就输了我五万美金呀！

我知道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分。

春节快到了，司徒阳兴冲冲地来看我，说他要回家结婚去了，然后把新娘子也带出来。我祝贺他爱情成功，还送了点钱给他当贺礼。

年还没过完，他蔫儿蔫儿地回来了。一问，嗨！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他从此沉迷于赌场。

那时，阿莲一家搬到了一座大HOUSE里。三层，听着不错，可实在太破烂了，简直就是一座废墟。司徒平得意地领着我参观，我惊异他为什么要租这样一所破房子住，而且因为是HOUSE，房间多，租金也不便宜。他笑了，说可以分租给朋友。原来，他是打着做二房东的主意。他领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说要把这里装修成一间办公室。还兴致勃勃地给我比划：这里放大班台，这里放书柜，这里是一套沙发，这里放一个小几儿，搁传真机。

我说：“你也不需要办公室吧，花钱弄这干什么？”

他说：“怎么不需要？太需要了。做生意就要正规，不正规哪儿行？”又领我去看了地下室，真不小，堆着很多纸箱。我问是什么？他告诉我全是瓷器。又对我说你的货柜到了也可以放到这儿来，保证安全，而且便宜。

我一笑。

过了几天，他真招来了几位房客，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都是在布拉格穷得底儿掉的同胞。

我说：“你这儿可以改贫协了。”

他笑笑说：“你可别小看他们，以前都是老板，全在卡西诺瓢了底。”

当二房东的收入远不够维持他和阿莲的生活，本来租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