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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捷克有着相当长的边境，从布拉格出发，只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便可进入德国。捷克政权易手，百废待兴，应该说当数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最先感到春江水暖。他们都很敏感，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他们有语言——捷克完全被德语覆盖；有关系——他们各自都有一些捷克同学；完全可以一步跨过边境，独领风气之先。但他们没有，他们徘徊观望，踌躇不定，不知道是应该去布拉格开辟新天地，还是继续在柏林、汉堡的中餐馆洗碗以等待孤僻傲慢保守的日耳曼人恩赐给他们一个永久居留的身份？而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大批的同胞从一万公里以外的遥远大陆蜂拥而至。不过一两年时间，他们眼见许多同胞摇身一变从穷小子成为大老板，而他们这些本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留学生却仍旧在餐馆里刷碗，同时也没有谁得到了德国居留权。

刘群是例外的一个。

去布拉格做老板还是留在汉堡洗碗？他很容易就做出了判断。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布拉格买了别墅，把太太也从国内接了出来。闲暇时他经常开着BMW去德国看望仍在刷碗的同学，倾听他们对老板也要分一份小费的愤懑。

对于刘群的成功我将在以后的著述中介绍，现在要跟大家见面的是侯玉花女士。

此时的侯女士已经36岁了，个子不高，却胖。老公和孩子都在北京，为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她只身出来闯天下，先到了德国汉堡，又随在汉堡认识的刘群一同来到捷克布拉格。

侯玉花在汉堡是给她姐姐打工。

侯玉花的姐夫在德国做生意已经好些年了，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很有钱。姐夫和姐姐感情不好，据姐姐说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对姐姐很刻薄，每月只给很少一点家用，而他自己则花天酒地。他每年都要回一两次国，说是谈生意，其实就是吃喝嫖赌。

姐姐全知道，只是没办法。

“我姐姐命好。”侯玉花后来非常羡慕地对我说。姐夫的恶命换来了姐姐的好命姐夫回国谈生意，与朋友们一块儿钓鱼时，把鱼钩甩在了高压线上。

被烧成一截儿黑炭。

姐姐依法继承了全部财产。

姐姐有钱了，便想起远在北京做梦都只梦见捡钱包的妹妹侯玉花，邀请信担保书一股脑寄了回去。她的生意急需自己人来帮助打理——她在给侯玉花的信中这样说。

侯玉花颠儿颠儿地来了。

“哪儿是让我来帮助打理生意呀，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我姐姐有个冷饮店，本来听说有仨清洁工，我一到立马全辞了，就耍我一人儿。那个累呀，不怕你笑话，连死的心都有！挣上钱也算，一个马克也不给，说留着给我办身份用。我看清了，什么姐妹不姐妹的，钱比什么都亲。我说我不干了，您也别给我办身份了，还是给我点钱吧。摔给我五千马克，说你将来可别后悔。就这么着，跟刘群跑捷克来了。”侯玉花向汪虹介绍她的来历。

“你来布拉格打算怎么办呢？”汪虹问。

“打工不行，没劲，也挣不上钱。咱们得自己当老板。汪虹，你要信得过我，咱俩就联手干。我有个好主意，准赚钱，你先赶紧让你姑姑给我把绿卡办好，咱们立马行动。让丫挺的看看，咱也会挣钱。”侯玉花说。

汪虹兴奋了，说：“绿卡没问题，侯姐，我跟你干。”

“好！”侯玉花说，“你明儿上午过来，还有个北京姐们儿明天要来接个传真，等她接完传真咱俩再仔细商量。”

第二天一早，汪虹又来到侯玉花这儿，见客厅里已经坐着一位瘦瘦的女士，不漂亮，但利利索索，一看就很精明能干。侯玉花给汪虹介绍说这是吴霞，来等传真的。又对吴霞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汪虹，有英语，我们俩准备联手干了，发了财去澳大利亚看你去。

原来吴霞的丈夫在澳大利亚留学，他们已经结婚好几年了，有一个儿子，姥姥给带着呢。这次吴霞是专门来布拉格玩儿的，这儿有她几个朋友。她丈夫学业已经完成，本来就要回来了，可澳大利亚政府突然宣布鉴于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原因，为避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在海外参加了抗议活动而回国受到迫害，给中国留学生以特别庇护：学习期满不愿意回国的一律准予居留，而且允许他们的配偶来澳大利亚团聚。此法令一出，中国留学生兴高采烈，纷纷给妻子丈夫办理了来澳团聚手续，吴霞即其中之一。老公今天的传真将要告诉她来澳大利亚的启程时间和注意事项，汪虹简直要羡慕死她了。

吴霞安慰汪虹，“在哪儿干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