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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娃爱说爱笑，活泼爽朗，三分钟不到已经跟你熟得没样了，汪虹从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大姑夫言语不多，但永远面带微笑。

汪虹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丽丽要去上学，说顺便带汪虹去老城广场玩儿。大姑给了汪虹200克郎，她们兴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广场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观，与著名的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齐名。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领袖杨·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于此。广场北侧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献给圣母玛丽亚的教堂，名字叫“我们的女士”。广场周围酒吧林立，酒旗翻飞。广场上游人如织，卖各种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贩穿梭其间，十分热闹。这里的小贩颇有意思：他们并不摆摊儿设点儿，只是从脖子上吊一个大木盘在胸前，木盘里摆着各色杂物。木盘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只脚的脚面上以减轻脖子的负重。原来这里的商业法规有明白的规定，摆摊儿设点儿即为占地营业，除了要申领有关执照外还须交费。而脖子上吊个托盘叫卖则不算占地，不须领取执照当然也用不着交费。但有一条，减轻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脚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占地，必须交费。

广场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儿的大教堂，许多游人聚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下面，等待一小时一次的教堂钟声。钟楼壁上有四个塑像，钟声一响便一齐动弹起来。有一个持镜修士，是看你前生来世的；有一个背钱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财管账的；有一个弹琴歌唱的行吟诗人，是主你七情六欲的；还有一个骷髅，是专司你寿命长短的。钟楼上还有扇窗子，平时紧闭，只要钟声一响便自动开启，一个个狰狞的鬼脸儿像走马灯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现。稍顷，雄鸡一唱，黎明将至，钟声停息，窗子紧闭，鬼怪遁于无形，塑像也归于安静。

小丽丽要去上学了，让她别乱跑，又把回家的地铁站名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她，然后走了。望着小丽丽渐渐远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种身处异国的孤寂。那时的布拉格不比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东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国人，语言一点也听不懂，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走远，怕迷路，只能到附近的商店里转转。中午了，她用大姑给的零钱买了一个面包夹红肠，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默默地吃。

不知为什么？她流泪了。

瓦哈洛娃是个不泯亲情的人。

好多华人一到国外就忘了家乡故旧，但她不。她了解国内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穷亲戚——虽然那时她也不富裕。汪虹对我说过，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家里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从布拉格寄来的奶油饼干。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能帮助汪虹一家摆脱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

国内亲戚只要愿意出来，她都会积极去办。在办出汪虹之前，她已经办出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汪虹的小姑一家三口，办出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汪虹的表哥夫妻二人，并且都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送到了奥地利。办出汪虹以后，又办出了她的侄女婿也就是汪虹的姐夫李昌盛。汪虹对我讲过她们家这支远征军的战况，让你从心里感到瓦哈洛娃及其夫君真是一对儿厚道人。

先说她那小姑一家三口。

小姑是个医生，小姑夫却是个工人。这段姻缘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小姑出身不好，又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属于改造对象。整怕了，既然文化越多越反动，她就嫁了个没什么文化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跟躺在红色保险箱里睡觉一样安全？——小姑这样认为。

可是这位工人阶级和银幕上的工人阶级完全是两个样子——整个儿一好吃懒做长年泡病号的主儿。什么苦都吃不了，丁点儿罪都不能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但是有一条好：思想活泛。刚刚打倒四人帮，他就动了出国的念头，绝对是领风气之先。一家三口——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布拉格姐姐家一住就是一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姐姐伺侯着，连妹夫的香烟都得姐姐去买。说实在，那时瓦哈洛娃真不富裕——她发财是后来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吴和是个厚道人呢？别说外国了，就咱们中国，有亲戚全家搬你那儿一住一年的吗？

好容易疏通关系送到了奥地利，工作也给找上了，可那妹夫嫌工作不理想，太累。工作是不理想：刷碗。可你还能干啥呀？那是奥地利，没地儿派你去当工宣队员，也没人承认你和你那阶级能领导一切，奥地利政府缺不缺领导人还不知道，就是缺，目前也轮不到你——你没有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