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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歉�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另外，当时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识形态化。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历史系的古典训练，还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但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哲学、经济学、法律等，都镶嵌在“*”前的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和政治课差别不大。政治学、社会学等还未建立。这些学科的许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条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识。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专业选课，可选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之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反叛了专业教育，却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presentation），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我们那时在北大上课，文学专业的学生最多和汉语专业一起上些系内的公共课，如古代汉语；偶尔也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几节政治课，好像是大家一起*。年级之间的界线更是森严，很少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讲座和非常少的几门选修课。即使像张广达先生的课，也是阶梯教室爆满，面对五六十人，也只好满堂灌地讲大课了。课堂提问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是讨论、辩驳了。同学的自我表达能力也相对比较低。记得有一次有位台湾出身的外籍教授来做讲座。他虽然通场都用中文，但带来了外面的习惯，要留时间回答问题。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因为过度紧张，竟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乃至谁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想问什么。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多么欠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通才教育可能吗？（2）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要为大学生涯感谢我的几位室友。那时六个人一间宿舍，非常拥挤。学生生活也很单纯，没有什么校外活动。宿舍就是生活和学习的中心。我们六个人，32岁的老吴来自上海，下过农村，属于老反革命，给了我许多人生的教训；28岁的“二老吴”来自广州，口口声声“我们广州人把广东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今天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又听古典音乐，又听邓丽君，学过许多年油画，是班里西方艺术史的权威，还曾经“乘机离开北京”（就是乘飞机回过一次广州。那时坐飞机实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把新闻中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用的千篇一律的话“乘机离开北京”来开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个基本同龄，其中高远东来自山西城乡之间（好像他父亲属于城里的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王达敏来自河南农村，郭东胜来自内蒙，我则来自北京，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比起现在北京人主宰校园的景象也许略有不同，虽然当时北京学生的比例还是太高。因为背景、年龄、经历不同，大家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互相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当时上课没有讨论班，但在宿舍几乎每天都开“讨论班”，特别是晚上9点半下了自习到11点熄灯那段时间，宿舍里异常兴奋。记得有一次大家晚上本来该出去自习或者在宿舍看书，但因聊得投机而欲罢不能，一直聊到9点。我表示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学习的时间，高远东则说这样聊聊实在难得。他本来就比我用功，学得也好。既然他都觉得聊天好，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只可惜，我们六个人全是文学专业的，天天上同样的课，在学术上所谈的内容就未免狭隘了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单枪匹马地追求通才教育自然会有营养不良的危机。当然，摆脱了系里的专业课程自己去闯，总是比在系里当个乖学生要好。我一逃课，系里一些课的成绩就有所下降。不过我振振有词，称“一个全优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毫无反省的学生”。这话看上去很酷，多少有些给自己壮胆的味道。把系里的要求不放在眼里没有关系，问题是到外系听课能有目标，能够努力学到东西。可惜，那时自己实在太年轻，性格不成熟。比如，自己当时非常理解文科学生要学理科课程的道理，曾经制定了学习高等数学的目标。我读高中时，班里的数学老师非常喜欢我，高考时我数学考了80，而许多上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