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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国外工作了两年，回国后的现实与想像有极大落差。鲁小兵工作很辛苦，医术也并不差，但总比旁人挣得少而且少很多。郁闷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这才得知另有挣钱方法。他也有过内心冲突，但其心理“底线”终于随着对金钱追逐的情势一点点陷落。作品只是客观展示了这个过程。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过早去世写过一篇短文，谈了“相对贫困”问题。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有了过去无法想像的提高。许多家庭在温饱之后，拥有了住房和汽车。但人们并不满足，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物质馈乏，人们普遍对金钱有了更多焦虑。

这也许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的一个阶段，我无意对此作出道德评价，却希望人们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关注精神的平衡与健康。

应当说，《底钱》写到的医院生活远不是最腐败的，不久前中央台《新闻调查》播出的哈尔滨一家医院发生的故事，要怵目惊心得多。而媒体最近几年更是揭出许多无法想像的腐败与黑暗。

这里，我想披露有关《底钱》的一点“花絮”。

我的长篇小说《新星》、《龙年档案》都是在《当代》发表的，记得编辑部看过《龙年档案》之后，曾说“柯云路从现实主义作家转变为浪漫主义作家了”。我当时对此评价大不理解。编辑认为，《龙年档案》中的罗成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想像。当然，后来媒体大量报道了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事迹，而《龙年档案》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即取材取此。

《底线》写好后，我很自然地将稿子投给《当代》，而这次他们做出的是另一种评价。认为作品太写实，而文学应当不同于生活，应当有激｜情和梦想。

不久前，北京台连播了这篇小说，我从听众那里得到了许多相当正面的反馈。他们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好，写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样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就很不相同。

告诉你这些，是想说明，即使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其风格样式也是不同的。《龙年档案》的激｜情和理想，一点也不妨碍作者看到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说到这里，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统治下，有所谓“三突出”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对此可能会一脸迷惑。那时的所谓文学，只许写光明面。《底线》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一个自信的社会才能容纳批评。

我在医学界有许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医术高超，品德高尚。我的姑姑就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几十年来兢兢业业，视患儿和他们的亲属如家人一般。她身体不好，常常拖着疲累之身带病工作，现在七十多岁，还四处讲课带学生。姑姑即使在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的情况下，仍会尽最大可能帮助病人。她的清正廉洁坚持至今，每有患儿亲人送来谢礼，她总是如数退还；实在无法退还的，会将高于同等价值的钱及时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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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历史将记住那些高尚的身影（2）

应当说，她的品性和人格给了少年时代的我很大影响，我在长篇小说《孤岛》中曾写到一位女医生，在困境中忘我地救助病人，那里就有姑姑的影子。

再往近了说，大家都知道的钟南山，高耀群，桂希恩，这些感动了中国的医生们；这里，我还想再加上一个名字，那就是北京301医院的###医生，全中国都应当感激他，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事迹。

我不想说钟南山在“非典”期间那些众所周知的活动，只讲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钟南山医生对病人关怀备至，冬天气温低，为了让病人感觉舒服一点，他每用听诊器之前，会把它放在手心里暖热，然后再放入病人胸口。

另一位医生桂希恩冒着危险到爱滋病区采血取样，又将病人接到家中治病的事迹也已广为人知。为了防止血液感染，他总是亲自取样，而不让年轻的助手帮忙。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面对荣誉时那一脸的安详和平静，他对自己的评价：“这没有什么，是一个医生应当做的。”

不知你是否看过中央台播出的一个镜头：七十多岁的高耀群医生在“感动中国”的年度活动中站在高高的台阶上，迈着已不大利索的双腿，坚持不让人搀扶，自己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下来。就是这样一个衰老之躯多年奔走在爱滋病区，买药品发传单，扛起了一个民族的责任，让世界知道爱滋病人的惨状，让爱滋病人获得他们应当享有的医疗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