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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和赤贫的人，但是你觉得作为政府能允许这种事吗？”

张小桐和鲁薇对这种话题早就心有戚戚，我们做公益，办学校，也只能到这个程度而已，再做多了估计连自保都难，别说救济别人了。每年大把捐钱，之后这笔钱如何流动，怎样花掉，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也有一些概念。我预计在98年前后开设救助本国儿童的公益基金，2000年之后再管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就不用陷入捐款而不知道如何使用捐款的可笑境地。毕竟还是自己捏着钱，知道都是怎么花的比较舒服。

当年水灾捐款的时候，很多逃难北上的人说起捐款的事就叹气：“国家的政策是好政策，可是分到人头上的不过是一人一件小孩棉袄半条裤子，我们这些人能说啥哩……”

我很小的时候也曾经不平过，那些有钱人为什么不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公益事业上来，现在自己身在这个位置上才明白，有些事不是想当然怎样就怎样的，好像中国还要靠日本赚外汇一样，钓鱼岛问题上就硬不起来。满大街有人说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如果中国抵制日货，贸易顺差没了不说，失业率上升4。2％，这个责任谁来担？在没有本事挑起这个责任之前，一切言论都是空洞无用的，好比日本也每天有人叫嚣中国如何如何，日本政府也肯定不听他们的就是了，因为打不过。

记得2002年曾经有一次中日问题的网络争吵被日本电视台播出了，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论坛惊呼“你们这些愤青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电视台都播了，事情闹大了”。回头来看只能说那人太傻，日本政府也好，中国政府也好，互相制衡的出发点不是这些言论，而是经济和利益。

经济上去了，环境上去了，全民素质上去了，其他的都好说。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在努力竞争的同时就等于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发展。显然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坚信，让人多知道一些东西，多一些想法，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

当然，物质条件是基础。

但这种事儿由个人来做显然不合常理，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容许这种太过明显的圈地培养体系出现在自己境内。

鲁倩显然没想过这么多复杂的关系，小脑袋有点转不过来。她不似鲁薇那样勤奋，也不像张小桐一样长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一直接触超过自己年龄的东西。我们三个真像看小妹妹一样一起看着她，弄得她很不好意思，随手拿起一根烟，打算点上。

我对鲁薇说过这个事，暂时不用限制她抽烟，这种已经成为癖好的事还是自生自灭的好，俗话说得好，勉强没幸福。

鲁倩抽的寿本还是我找人买回来的，她姐姐看见她拿起香烟就忍不住皱眉，鲁薇和鲁倩年龄相差很大，这沟壑估计需要一段时间填平。有时候我们终身与之搏斗的不是金钱，而是他人的观念。我的是非善恶观念已经很淡薄了，鲁薇好歹也是70年代生，观念上自然和我不同。

张小桐倒是不怎么反感，还顺手递给鲁倩一个烟灰缸，我仔细一看，乖乖不得了，施华洛世奇水晶的，这个烟灰缸才让我意识到自己有钱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一农民企业家的程度，照比那些真正走在时代前头，有着高瞻远瞩前瞻性的强人们还差远了。

鲁倩抽点燃烟，抽了一口，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又把烟头按灭了，想了半天，小美女叹了口气。

我知道，她大概能明白一些了，这是成熟的开始。

尽管我们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成熟，我们却在一步一步靠近它，因为大家心里依然有一些可以坚持的东西。

鲁倩不说话就轮到我说了，我问鲁薇：“鲁姐，刘帅哥今天来过电话没有？我找他有事。”

鲁薇看了一下表：“大概20分钟内会有电话过来，你真打算那么干？”

我阴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打我我都不会有这么大反应，要怪就怪他居然伤着了您。”

张小桐笑道：“他要是打你，我们也跟他没完啊。”

我做了个勒肌肉的可笑姿势：“您看我这体魄，绝对耐打……”

看我怪模怪样的摆po，三位女士都笑了。

我刚收回姿势，电话铃声响起，鲁薇接起来听了一下，递给我：“找你的。”

我接过电话，原来是周广成这小子：“行文，家呢？”

我跟他说话才不客气，他就喜欢这调调：“废话，不在家接电话的是谁？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