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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相当冒昧。
比我们联系采访长城饭店还难。
我记得全班同学折腾了4年,只有河南来的辛如计在《北京日报》上发过一篇:《透视大学门前送新生的小轿车》。
其他同学长期和退稿信结缘。
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作品创作完毕,《十月》、《当代》没希望,投给《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学新人,应该是有点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来是我没想到的,于是转而投给了《丑小鸭》,我觉得这是底线了。
《丑小鸭》退稿时,写着“暂不采用,望继续赐稿”。我悲愤交加,创作旋即进入低谷。
再说晚上回来,和宋健拉开架式,把采访笔记和对方送的材料铺了一桌,高声商议思路,同宿舍同学看不惯,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有以下素材:第一,门不用你开,有专人负责。
第二,总台用电脑管理,这套系统世界不多见。宋健还从侧面了解到,五星级饭店全世界不超过10家。
第三,床上用品是进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该是进口的。果然,后来美国总统来时,就住在那儿。
第四,水龙头不用拧,一按就行,不可思议。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
夕阳之下摄“晨曲”(2)
雨,连绵不断,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
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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