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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95军里当过国民党兵，却对集中营里那些国民党特务、叛徒极为厌恶，他在旧军队挨打受骂，太了解这些人了。他用以死相抗的实际行刻赢得难友们的信任，后来又被吸收为地下党员。

菲利浦

在“71”，除了格林中尉外，我还不止一次见到另外一个特殊的美国人—菲利浦。他约有一米八的个子，身材匀称，碧眼金发，年约40开外，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一身笔挺的米黄色或浅蓝色西装，风度十分潇洒，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自由出入战俘营。菲利浦每次来“71”都是先找魏林、孙振寇、马兴旺，对他们象老熟人一样握手拍肩。

我们到“71”不久的一天，他来了。当地从军官队来到战士队见我正趴在床上校对一份英文稿，便弯下身来用中国话对我说：“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吓了一跳，从被俘后还没见过着平民装又会说汉语的美国人呢！我转过身来把信稿递给他看。

他迅速地读了一遍，指着一个地方自言自语地用英语说：“这儿好像写错了！”我站起来也用英语说：“那就请你帮我改正吧！”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便掏出笔来，改写了一个更恰当的单词，然后又用汉语说：“总的来看写得不错，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嘛！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他便伸出手来用英语说：“原来你就是张翻译，我早听说过你的情况了。咱们交个朋友吧！”

我很勉强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觉察到我的疑虑，便自我介绍道：“我叫菲利浦，是美联社记者，常驻巨济岛专门采访战俘营新闻的！我和你们的魏林、孙振冠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说：“您一定够忙的，战俘营的新闻太多了，每天都有打伤打死人的事，不知您采访到没有？”

“我今天来，就是想通过你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嘛。”他笑笑说。

“主要情况我们都写在这封致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公开信中了。”

“我看过了，里面的大部分事实我都知道。我愿帮助你们直接送给上校。以后有其他类似信件我也可以效劳。”

“非常感谢！我是否可以表明我的如下想法：您既然是位记者，能否请您对战俘营的各种非人道现象给予公正的报道？”

他马上说：“我是很憎恶那些变节者的丑恶行为的，我已不止一次对总管上校建议要严厉管束他们。我还愿尽我的可能去减轻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后果，你们军官队140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从‘72’分家出来的，这一点魏林他们可以证明嘛！”他脸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笑着说：“这一点他们已向我说过，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托您把这封信交给司令官吧！您最好是能够发表这封公开信！”

他接过信说：“我一定亲自交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至于公开发表，你知道决定权并不在我这个普通记者手里。”

临走，他忽然说：“怎么管理当局连桌子、椅子都不给你们，这怎么写字办公呢？我去替你们提要求。”

我用难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说：“那就太感谢了！”

事后，我把和菲利浦的谈话向孙振冠做了汇报。老孙分析说：“他决不是什么普通记者，据我们估计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务，他对我们表示的友好，很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伪装替我们干点事，你给他将了一军，这很好！看他还有什么表演吧！估计桌子会送来，以证明他的‘关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方桌四个凳子，还有纸笔墨水。我们再不用趴在地上写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孙确实不愧为我军的教导员（在部队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尽管当时他不过24岁。

两天后，我们从操场上拾到一块包有信纸的石头，信上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团政委被敌人从釜山押来，关在‘72’军官队受折磨，尽快设法把他要到‘71’去。”

我们立即向司令官写信，要求将“王芳（即赵佐端）上校”和“杜岗中校”送“71”。我们在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被叛徒整死，您将负全部责任。”我们估计那个情报是人民军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伪军中的自己人扔进来的。

几天后，当菲利浦再来到“71”时，我们把赵政委和杜参谋长的处境告诉了他，并把我们写给司令官的信给他看了。

老孙对他说：“这是两位我们被俘人